鬆綁戒急用忍與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的謬誤（

鬆綁戒急用忍與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的謬誤（－）
新世代青年團宇桐

　台灣對中國的經貿政策，以陳水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主張為基調，在在野黨與台商資本家「鬆綁戒急用忍」的強烈要求下，促使經發會的兩岸經貿政策也達成了「檢討戒急用忍政策，擴大開放投資中國」這一共識。平心而論，這道聖旨的下達，在此時得有些多餘，不過是在程序上添上一筆，召告天下「過去偷渡在大陸投資的台商們，現在終於可以光明正大了！」，透過經發會這個橡皮圖章，讓今日兩岸經貿膠著的現狀更加名實相符罷了! 然而，政府真的只能作為一只橡皮圖章嗎？如果台商看到的只是眼前自身的利益，那麼政府更應該站在生活於台灣這片土地上的眾多人民利益來考量，否則，說穿了就只是任憑資本家予取予求的應聲狗。

　對於政府鬆綁戒急用忍的政策，許多人也只能感到莫可奈何！老早捲鋪移資對岸的台商誇說那頭有便宜的勞工，留在這頭的台商就大肆抱怨工資太貴，並揚言若不調降就要出走！在兩岸資本家幾番聯手唱雙簧的戲碼下，唱衰的還是兩岸的勞工，淪為魚肉刀俎，任人宰割。贊同這種「無法度」的作法不僅於一般人民，就連國內的學術界裡，亦充斥著不少這類庸俗的論調。近日學界循著「比較利益學說」所發展出有關兩岸貿易的論調大致可以歸結為二類：一為「降低勞動力成本說」，此派多認為中國大陸因為具有較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所以在國際貿易上具有比較利益的優勢；並進一步主張台灣應盡量放寬國內的勞動條件限制，以利於競爭。第二類又稱為「兩岸分工論」，這派學者鼓勵台灣應致力於發展具比較利益的高科技產業，中國大陸則發展具比較利益的勞力密集產業，透過彼此分工合作，將有利於貿易互惠。這兩派理論皆源於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但說法卻南轅北轍，其因在於犯下理論上的嚴重錯誤；前者，誤解了李嘉圖學說的真意，而後者的錯誤，則更應歸咎於李嘉圖學說自身的矛盾與錯誤。

◎ 「降低勞動力成本說」的謬誤

　針對第一類「降低勞動力成本說」，首先須釐清的兩個觀念：第一、依據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一個國家利於發展何種產業型態，主要必須考量的是各國產業的勞動生產力，而非單以各國勞動力成本來決定其具有發展何種產業之優勢。這派學者之所以會把「勞動力成本」當作是國際貿易上競爭的籌碼，無疑是將「勞動生產力」與「勞動力成本」混同而視之！

　自勞動力成為商品的那天開始，勞動力就如其他商品一般，同樣具有商品的二重性，一為使用價值，一為交換價值；而使用價值正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因為當商品若失去了使用價值時，就不可能再同其他商品交換，因而同時失去其交換價值。換句話說，資本家之所以購買勞動力這個商品，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有生產商品的能力，它不但能夠為資本家創造出價值，而且還能生出多餘的價值（也就是剩餘價值），這點可以算是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使用價值所在。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一旦勞動力失去了幫資本家生產商品的能力，對資本家而言也就是失去了使用價值（說難聽點是沒有利用價值了！）的時候，例如發生職災等，那麼勞動力這個商品也就同時失去了它的交換價值，無法繼續販賣勞動力來換取工資，所謂工資，在資本的眼裡就是勞動力成本。第一類學派主張要降低勞動力成本（勞動力的交換價值）來提高生產力（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顯然是將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搞在一起，在理論上可以說是毫無邏輯可言，如果要破解這派移花接木的把戲，我們光是指出這點就夠了！

　此派的第二個錯誤，則是犯了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觀念上的混同！簡言之，假設今有甲、乙兩貿易國，並以生產A、B兩商品而言，等量資本投注在甲國生產A商品的勞動生產力，高於乙國生產A商品的勞動生產力，那麼甲國則具有生產此A商品的「絕對利益」，也就是說，就算乙國的勞工工資比甲國便宜，只要其生產A商品的勞動生產力低於甲國，就無法擁有生產A商品的絕對優勢。但問題還未結束，即便甲國具備生產A商品的絕對優勢，但並不代表甲國就是適合生產A商品，假設在甲國國內等量資本額生產B商品的勞動生產力高於生產A商品時，並亦同時高於乙國的商品B時，雖然甲國在生產A、B商品皆具有絕對利益，但是此時甲國反而是具有生產B商品的比較利益，而乙國才是真正具有生產A商品的比較利益。在此情形下兩國就得以進行分工與貿易。進一步而論，那麼影響各國勞動生產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主要包括：各國的自然條件、勞動力素質以及各產業結構對於自動化生產設備的投資。其中勞動力素質又以各國的國民教育程度與職業訓練水平為評準，而所謂產業結構對於自動化生產設備的投資，亦即所謂的「資本有機構成」，則取決於各國產業升級的程度。

　中國大陸近年來因為競爭力提昇使得出口遽增以及經濟成長攀升，不論是拜其低廉的工資或者其總體勞動生產力年年躍進所賜，若依照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即便中國大陸在各種產業的生產上都具有絕對利益（當然，這只是一種現象的推測。），也不表示中國大陸具有所有產業的比較利益。因此，主張中國大陸具有較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在國際貿易上具有比較利益，並企圖壓低台灣國內的勞動條件，以利於競爭優勢的「降低勞動力成本說」，顯然是誤解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

◎ 「兩岸分工論」的問題

　針對第二類「兩岸分工論」，這派學者的確是秉持著「比較利益學說」的精神，鼓勵台灣應致力於發展具比較利益的高科技產業，中國大陸則發展具比較利益的勞力密集產業，並透過彼此分工合作，以達兩岸貿易互惠。然而，綜觀今日國內資金外移的現象，不僅僅傳統產業，就連知名的高科技產業也都加快腳步移資對岸。看來中國大陸這個明日巨星的魅力，似乎誰也無法抵擋！綜觀今日國際貿易資本跨國恣意流動的現實，似乎揭穿了李嘉圖比較利益理論認為貿易會帶給所有國家最大利益的虛妄性，對於國際間資本割喉與斷頸式的競爭，絲毫也不是李嘉圖或者主流學者對資本主義所稱頌讚揚的那樣。這些種種現象更證明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站不住腳的地方。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在理論上解釋著並鼓舞著國際分工與商品貿易的擴大發展。在「比較利益學說」的藍圖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將是一個沒有矛盾、沒有潛藏著危機的經濟生產，專門化生產所擴大的產量與交易成為人類社會經濟繁榮的表現。然而，事實果真如此？隨著幾波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國際分工專門化在民族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所造成的負面衝擊與畸形發展（諸如環境破壞、勞動人權低迷、物價高漲、貧富差距加大…等），國際貿易與專門化生產將導致經濟繁榮的解釋早令人存疑。關於「比較利益學說」的錯誤，本文在此僅以下列幾點簡要說明，冀望藉以拋磚引玉，激發讀者進一步深思當前國際貿易政策的種種問題。

（一）資本家不是慈善機構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作為一個稱職的資本家，就必須無時無刻地思考如何讓他的資本在下一瞬間增值為兩倍三倍，分分秒秒不進則退，哪裡有利潤就往哪裡鑽，這僅是一位盡忠職守的資本家起碼的水準。難道，李嘉圖當真不清楚這點？但是在他的「比較利益學說」中，卻告訴資本家們，應當只投入具有比較利益的商品生產，而放棄投資於具絕對利益的商品生產。在李嘉圖的假設例子中，原本具有生產葡萄酒與尼絨雙重絕對利益的葡萄牙，其國內的資本家竟然願意委曲求全與英國進行生產分工，圖讓英國的資本家分一杯羹，頓時成為史上最慈悲的人！這麼說更為精確些：「比較利益」對強者的確比較有利！一旦排除國家機器的干涉，比較利益學說終究是不可行，不，嚴謹地說，在資本主義這樣的生產關係下必不可行，因為資本家不是慈善機構！請切記，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凡事必須有利可圖才為之，無利可圖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避開生產關係而言之，正是李嘉圖學派最大缺失所在。李嘉圖大師聰明地避開主要矛盾－生產關係而不談，試圖於此之上建構一套美麗虛妄的貿易藍圖，卻反成為其理論自相矛盾之處。

（二）國際貿易與國際分工是兩回事

　批判「比較利益學說」，並非批判國際貿易；換句話說，反對比較利益的國際分工論，並不表示反對國際貿易。從事物的二重性來看，國際貿易有其值得發展的地方，但亦有其負面的影響。前者，助於商品使用價值的流通與推廣，後者意指其加諸於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事實上，現今的國際貿易已經被資本逐利的這一重性質所支配，在資本必須積累必須實現利潤的前提下，各國人民的生活甚至是全世界勞動者的生存，早已被忽視被犧牲。在台灣，許多受雇者就是在政府編織「產業升級、創新商機」的美夢幻滅後、以及放縱企業「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的荒唐政策下，飽嚐失業苦果，成為經濟不景氣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在中國大陸，急速膨脹的經濟發展，已經造成日益嚴重的生態浩劫(土地不當或超限使用、工業污染等)、國營事業勞動條件日漸下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畸形都市化問題、盲流問題…等惡果。從危機的觀點看中國，儘管中國走著台灣加工出口的老路、靠著前述的畸形發展躍上了東亞的雁首，甚至企圖成為世界工廠，但是一旦走進了資本主義以及其國際化的火坑之中，屈服於國際資本所支配與設定的競賽規則，只要世界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萎縮，中國經濟一樣難逃一蹶不振的命運。

（三）顛倒的拜物教！

　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仍以他的勞動價值理論作為理論之核心。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明確地定義商品的價值，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亦即物化勞動；而商品的價值量如何計算，則是根據製造商品所費的勞動時間（每個地方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勞動時間」是李嘉圖衡量商品價值的唯一尺度，也因此，在國際貿易論理上，他認為兩個國家要進行商品交換所賴以評準的，即該兩國商品中投注的勞動時間長短作為交換的尺度；簡言之，假設甲國一單位的A商品所費勞動時間為半年，乙國同單位之B商品所費勞動時間為一年，依據勞動價值理論，顯然，B商品的價值為A商品的兩倍，因而在此例中，甲國二單位的A商品得以交換乙國一單位的B商品。

　換句話說，李嘉圖的國際貿易是以勞動生產力作為一切交換之評準。

　李嘉圖在這裡發生了一點致命的錯誤！兩個完全不同質的勞動，其勞動時間如何比較？在李嘉圖的假設例子中，生產葡萄酒的勞動與生產尼絨的勞動，是不同質的勞動，但是，在李嘉圖的理論中，兩種完全不同質的具體勞動，釀酒的勞動與織布的勞動可以相互比較，以抽象的、量化的勞動時間等同比較。對一個原本從事生產葡萄酒的勞動者而言，由於比較利益，放棄葡萄酒的行業，而改變為從事生產尼絨的行業，其變化是非常大的，是不能用等量的勞動時間來等同。在此，李嘉圖犯了質與量的混同，是理論邏輯上嚴重的致命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