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批判

編按：此篇文章是根據何青先生於1999年在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客座講授<<資本論>>課程的錄音帶文字稿，該講座包括【評高安邦的「<<資本論>>導讀」】、【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特色】與【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批判】等專題，對《資本論》的分析既廣博又深刻，是學習《資本論》的上乘佳作。

前此，已在本網站發表的【評高安邦的「<<資本論>>導讀」】、【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特色】，曾引起熱烈的討論與迴響，並有多個政治經濟學學術網站轉載文章強烈推薦，包括有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相關之網站。

【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批判】的講座，何青先生歸納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三大問題：

何青先生精確評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優秀代表人物的理論缺失──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只是半套，李嘉圖偉大的嘗試以失敗來終結。

何青先生亦介紹了李嘉圖學派的兩個二律背反，更道出李嘉圖學派的精髓與要害。這個講座是有助於認識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以及學習《資本論》，特此發表，以提昇對《資本論》研究的理論水平。

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資本論》的副標題，馬克思所談到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指得是從配第、亞當斯密、一直到李嘉圖等人對價值、工資、剩餘價值、利潤、勞動、資本、地租等的研究，他們自稱其研究為「政治經濟學」，而馬克思所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則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例如李嘉圖最有名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馬爾薩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等等，都將其研究稱為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提到馬克思對前人──即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他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爲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爲只是問題所在。」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開宗明義談三大階級：資本家階級、地主階級和工人階級。但他對階級的概念與李嘉圖不同，他所指的資本家階級是對土地進行投資的土地作業主（中文翻譯為農業家），他所指的工人階級則是傾向於土地的勞動者，而李嘉圖所指的資本家階級是產業資本家。「階級」這個概念並不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自己也解釋過「階級」不是他先提出的。他在寫給魏德邁醫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這個問題，馬克思認為階級的概念不是他提出來的，這個功勞他不能接受，他說：「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描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致約。魏德邁〉1852.3.5<<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28卷509頁﹞

亞當斯密在他的書中承認工業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在十八世紀貴族階級還是主要的統治階級，並且擁有大部分的土地，資本家與商人則是新興階級，他們很多不是貴族出身，此時資本家帶來一種新的產業革命，相較於腐朽的貴族階級是進步的階級。資本主義正方興未艾，蓬勃發展，手工業轉化為大規模生產的工廠。這個發展時期，在《資本論》第一卷有詳細的描述。因此，當時有必要在理論上為資本主義的運作找到科學的解釋，亞當斯密大概是第一個有系統的介紹資本主義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解釋何謂資本家？利潤是怎麼來的？整個社會的財富是怎麼分配的？他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又稱為《國富論》）就是在討論這些概念。我的講話是著重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及馬克思對他們的批判。

亞當斯密提出三大階級，以及所有的財富是由工資、資本以及地租所構成的，並是第一個比較有系統地提出勞動是創造財富與價值的泉源，工資就是對工人勞動的報酬。根據勞動價值理論，如果遵守等價交換的規律，工人所創造的所有成果都應該歸工人所有，但如此一來，根本不可能生產利潤，國家的財富也不可能累積。因此，工人所創造的勞動成果應比他實際所得到的工資還要多，一個產品的價值比勞動的價值還要多，利潤才能生產出來，然而工資是對工人勞動的報酬，如此便無法用等價規律做合理的解釋。亞當斯密看到這一點之後，對勞動價值理論開始撤退，因為他無法解釋工資以外的利潤與地租從何而來，於是撤退為勞動價值理論只適合於簡單商品生產以前，不適合簡單商品生產之後的較複雜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樣一撤退，由於資本主義不適合勞動價值理論，亞當斯密的問題就解決了，他解決的方式是：工人會產生工資，資本家會產生利潤，地主會產生地租，人人有獎。資本都可以產生價值，無論是付給工人工資的這部分資本也好，或是機器廠房等固定資本會產生利潤，以及土地也會產生地租，這些全都是財富的組成部分。這些組成部分是從何而來？是從收入而來。因此他不從生產來看，即不從價值如何生產的角度來看，而是從已經有的財富如何分配來看，在流通領域或是在分配上從收入來區分。用《資本論》的觀點來看，他所談的就是v+m，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是三大階級的收入，從而構成財富的組成部分。馬克思將這種理論稱為「斯密教條」。關於斯密教條，可參考《資本論》第二卷第十九章。

所以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只是半套，即只是適用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簡單商品生產。這個“半套”的理論，到了工業發達，工人人數增加，大規模的生產增加之後，便已經行不通了。後來李嘉圖沿著這條路並邁進一大步，不認為勞動價值理論只適用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簡單商品生產，而認為所有時代的生產方式都可以用勞動價值理論來解釋，企圖用勞動價值理論來解釋工資、利潤與地租。

李嘉圖首先要做的是要確定價值，即兩個商品之間如何對等與互相交換。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曾經提到亞里斯多德對商品交換的分析，亞里斯多德認為商品能夠對等與互相交換，那麼商品與商品之間一定有某種東西是相等的，但是卻分析不出來。他看到奴隸的買賣與奴隸的價格，相互交換奴隸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很多是以不等價方式交換的，當時的社會根本沒有等價交換。對亞里斯多德來說，從理性上推論，商品交換是要有相等的東西，但現實生活中卻是不相等的現象，因此他的推論無法進行下去，他分析不出價值。馬克思認為這是階級與歷史的侷限性所造成的。

勞動價值理論是主張價值是從工人的勞動產生的，但是利潤與地租是怎麼來的？亞當斯密無法解釋。產品的價值通常是大於工資，亞當斯密無法解釋多出來的價值部分？便推說另有來源，認為資本天經地義的會產生利潤，土地亦是天經地義會產生地租。在亞當斯密那個時代，由於現代工業的生產仍不很發達，商品交換的等價形式還不是佔統治地位，貴族仍然佔有很多土地，用勞動價值理論很難解釋清楚地租與利潤。到了李嘉圖時代就改觀了，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是佔主要的地位，而且是歐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李嘉圖企圖用勞動價值理論去解釋工資、利潤與地租的問題。由於他是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其理論難免會留下缺陷與空洞，有很多解釋不通的地方，並且參雜很濃厚的斯密教條的色彩。李嘉圖學派的擁護者大多都留有斯密教條的色彩，這部分可以參考《剩餘價值理論》，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在第三冊第二十章談李嘉圖學派的解體。馬克思認為，李嘉圖偉大之處在於企圖用勞動價值理論徹底解釋所有問題，並且在很多地方堅持勞動價值理論。最後他碰到一些困難，其門徒與追隨者都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此，當他科學地提出勞動價值理論時，同時也是他的終結。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曾經把李嘉圖學派在剩餘價值上碰壁的兩點提出來，馬克思也在《剩餘價值理論》中，在「李嘉圖學派的解體」的章節做了相同的兩點結論：

（2）一般利潤率的形成。把剩餘價值和利潤等同起來。不理解價值和費用價格的關係。」（《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卷第259頁）

我們不僅要了解這兩點，並且要就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李嘉圖學派破產的原因。

李嘉圖學派之所以破產的原因並不只是技術上沒有想通，馬克思指出他碰到的困難是現實中真正的矛盾，而不僅是在思維中產生的。由於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沒辦法解決。要分析清楚現實中真正的矛盾，在理論層次必須往上提升才行。

李嘉圖學派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並沒有談清楚，在理論發展上便碰到困難。第一個問題是混淆價值與交換價值，李嘉圖是如何看待價值的？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有時他會把價值稱為「實際價值」或「絕對價值」，而交換價值則稱為「比較價值」或「相對價值」，李嘉圖自己早就看出其理論的缺陷，但是他無法解決。在斯拉法（Piero Sraffa）所編輯的《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我們可以看到李嘉圖曾在寫給馬爾薩斯的一封信上提到，他碰到很大的困難，正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但從馬克思對其理論的分析來看，李嘉圖並沒有解決問題。李嘉圖與馬爾薩斯曾經是很好的朋友，馬爾薩斯用人口理論來談發展的問題，李嘉圖也試著用他的理論──土地肥力遞減規律來解決級差地租的問題，馬克思認為這個規律是錯誤的，提出了許多批評。

李嘉圖如何看待交換價值？李嘉圖認為兩個商品可以相等是因為商品中內涵的價值量相等，兩個商品的價值量有某種關係，所以是從價值量的觀點去看待交換價值。然而以「20碼麻布＝1件上衣」這個等價形式為例，這個等價形式已經蘊含使用價值的觀點，這個等式能夠成立是與價值相關。價值量如何表現出來？李嘉圖常以「價值」、「交換價值」、「相對價值」等等名稱混合使用，因此書中觀點時常模糊不清，這是他時常招致批評之處。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到：

「我並沒有因為一種商品所用的勞動量值一千鎊、另一種商品所用的勞動量值二千鎊，就說前者具有一千鎊的價值，後者具有二千鎊的價值。我只是說它們的價值彼此成為二與一之比，而且它們會按這一比例進行交換。」[1]

他在此所說的價值是比例的關係，而不是多少鎊，價格多少的問題，價格高低不是關鍵。我們可以在市場中提高價格，如果保持一定的比例，價值是不變的。不僅如此，他亦說：

「我只說它們的相對價值將由它們生產中所投入的相對勞動量規定。」[2]

這個段落就有談到價值與勞動量之間的關係。因此他有時候認為價值是由勞動量規定，有時候又不是。由於李嘉圖表達的方式有些混亂，使他的理論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他為了證明勞動創造價值，勞動是決定價值的因素，便進一步探究是什麼東西決定價值？他分析的答案是勞動時間。勞動時間說起來也是一種量，他的分析完全忽略了使用價值的問題，商品之所以要交換，是因為有使用價值，如果只是量與量相比還是停留在量的關係上，而質的方面──使用價值卻被忽略了。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關於商品等價關係的分析，在等式的兩邊是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要互相交換，為了要交換，以等價形式出現，因此是以交換價值的形式進行交換。商品以交換價值的形式發生關係，不同商品之間才會有比例的關係，但是商品可以進行交換主要是具有使用價值的緣故，因為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價值才要交換，不是因為有量的關係，不是因為有價值量。在商品交換很頻繁，而且到了歷史的某個階段，等價關係才開始形成。假如沒有使用價值，這種交換便不可能存在。隨著商品交換愈來愈頻繁，從特殊等價物慢慢地發展到一般等價物的過程中，產生了貨幣；當貨幣產生時，商品的交換才比較順利。

分析這種交換形式，不僅要從量的方面，也要從質的方面來考察，而且交換形式是一步步的發展，從簡單形式到總和形式到一般形式到貨幣形式，因此，也需要一步步的分析。馬克思的一步步分析，就提出了貨幣產生的理論，也就是貨幣理論。貨幣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使用價值，貨幣可以等於許多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那如何來決定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是相等的？假如只從量的方面很難看出它們彼此是相等的。由於馬克思有從質的方面來分析，才得出兩者之所以相等是由於商品中包含的價值實體。但李嘉圖並沒有往質的方面去想，亦沒有往價值實體方面去想，而只從價值量去考慮，因此沒有發現到質這個問題，對他而言，貨幣也就沒有出現在對交換形式的分析中。如何解釋兩種價值量之間如何相等？李嘉圖以兩種方式來解釋。

第一，某種商品的價值量是由市場來決定的。當某種商品的買賣很頻繁時，市場上會將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之間的關係給聯繫起來，例如，去捕一天的魚或是到礦山開採一天的黃金，無論勞動的性質、勞動的具體情況以及工資的多寡，耗費一天勞動所生產的東西彼此是可以交換的，此時勞動量的標準與尺度便出現了。李嘉圖把這樣的標準交給市場來決定，無論這樣的觀點是否正確，李嘉圖用這種方式解決價值量之間如何相等的問題。

第二，每種具體勞動皆有不同的性質，每個人的勞動也都不一樣，有些勞動是複雜的勞動，有些勞動是簡單的勞動，用什麼標準互相通約、互相交換？因此所有的勞動必須化成同一的簡單勞動，如此一來，不同的具體勞動、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便可以互相交換。至於這種簡單勞動其性質究竟是體力的、生理的耗費，或是某種特定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雖然李嘉圖並沒有加以探討，但是，勞動本身是可以進一步分析的，他以勞動時間為衡量的標準，以勞動小時作為計量單位，有些勞動的複雜度較高，有些勞動的複雜度較低，複雜勞動的1個勞動小時可以是簡單勞動1個勞動小時的倍數。

李嘉圖基本上都是以一個商品中所含的價值量和另一個商品所含的價值量來比較，這種比較是一種量的關係，其價值量是用勞動時間當作衡量的標準，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交換價值」。但是他對勞動時間的分析並不清楚，因為李嘉圖把交換的量以及交換的形式（或是表現形式）與交換的性質混淆，因此他無法看出這種交換是一種很特殊的交換關係，是歷史到達某個特定階段時所產生的交換關係，這涉及到生產的東西是對別人有用而生產，這是以交換價值去換取他人的使用價值，是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這種特殊的表現形式使勞動產品、生產與勞動能夠社會化。為了讓所有的使用價值可以用交換價值來表現，這時貨幣作為第三者就出現了，現身出來自稱：「我，代表所有的相對價值；我，代表所有的使用價值。只要來跟我換，就可以去換其他的東西。」就像基督教所說的：「信我則得永生。」、「我就是道，只要相信我，便可得永生。」這就是馬克思．韋柏（Marx Weber）所認為基督教精神與資本主義基本上可以貫通的地方。貨幣成為一種全能的存在，貨幣是下凡到人間的萬能之神。這種表現形式可以代表所有的使用價值，價值不是使用價值也不是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只是價值的表現形式，兩者是不同的東西。對一個使用物來說，若要交換是以價值作為交換的共同第三者，但是表現則以交換價值來表現，是用價值來換別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而不是用交換價值去換商品的使用價值。如此說來，交換價值只是價值的表現形式，這兩者必須區分清楚，否則會產生問題。由於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不了解這種特殊的表現形式，便無法看出資本主義的歷史特殊性。

李嘉圖在解決價值量的問題時，忽略了質的部分，而且混淆了價值與交換價值，因此也沒察覺這種交換形式是歷史的特殊形式，必須在商品交換到達十分頻繁的程度，並且這種交換形式是以貨幣當作等價物，勞動的量與勞動的質可以結合在一起解釋價值的實體。由於馬克思突破了李嘉圖的缺點，因此可以了解價值實體的內涵為何。當商品生產與交換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方面時，這個交換形式是頻繁的發生與普遍的存在，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存在的特殊形式，這時勞動創造價值才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很難用等價規律加以解釋。因為由勞動生產的產品價值比勞動本身的價值還要多，因此不能用等價規律來解釋勞動的價值。由概念上來說，勞動是沒有價值的。在《資本論》第二卷第24頁的序中，恩格斯特別提到：

「不是勞動有價值。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活動，不能有特殊的價值，正像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熱不能有特殊的溫度，電不能有特殊的電流強度一樣。」

由於馬克思發現這種特殊的交換形式，便提出「勞動力」這個概念，有別於過去「勞動」的概念。有了這種特殊的交換形式，所有商品交換必須以等價的關係來進行。用等價規律解釋一切的話，勞動力是作為買賣的對象，工人所進行的，不是出賣勞動而是出賣勞動力。馬克思在1858年左右才開始出現「勞動的能力」這樣的觀點，「勞動的能力」是等價交換的對象。這下子便解決了第一個謎思，即資本和勞動之間按照價值規律交換的謎思，也就是工資究竟為何？就是代表與工人勞動力的價值等價交換的同樣的價值，如此馬克思清楚的解釋了工資理論，而李嘉圖與亞當斯密在這點上卻解釋不清。

在新的交換形式中，整個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階段，商品的交換不僅是勞動力作為商品買賣的對象，而且可以區分出商品價值組成的一部分是屬於勞動力價值的部分，也就是價值決定的問題。勞動力的價值是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是指生理上的繁衍，還包括勞動力要作為商品必須不斷出現在市場上的一切費用。若遵守等價規律的話，勞動力在腦力與體力等等的耗費，必須加以補償，使他每天都可以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進行勞動，並且衣食住行的需求可以在最低程度（substantial level）上得到滿足。除此之外，還要繁衍下一代。當工人的生命終止，工人的孩子必須代替工人行使勞動力的職能。另外，教育程度以及育樂方面的需要也必須滿足。這些都是工運在爭取的勞動條件。勞動力的價值到達什麼樣的一個程度，那要看一個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到達什麼樣的程度而定，而且與歷史和文化息息相關。有些地方的工人必須開車才能上班，其衣食住行的費用必須包含車子的費用。每個地方的勞動力價值－－即工資，因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馬克思曾經舉過例子，啤酒是德國工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買啤酒的花費就應該包含在工資裡面。但資本家的想法並非如此，工資只包括：工人進工廠上班到出工廠下班之間的費用。目前的情況是，生病的醫療費用，體力衰退不能工作時的養老金與退休金，以及各種保險，都是從工資裡面扣除，像美國有社會保險，但是，羊毛岀在羊身上，並不是資本家支付。關於工資與勞動生產力的關係，以及與文化歷史方面的關係，可以提出有趣的係數關係。

這種特殊的交換形式是和以前的生產方式完全不同。在以前時代，統治者靠著榨取剩餘勞動來得到財富，取得剩餘勞動的方式通常都是訴諸超經濟的方式，如用軍隊武力鎮壓，如秦始皇一即位便實行車同軌，主要是方便讓軍隊的戰車能迅速到達各地。他採取的是一種中心輻射型的統治方式，因為他不可能在全國各地設置據點來駐兵，費用太過龐大。假如地方上有叛亂事件，或是租稅沒有上繳，就派駐兵在中心的軍隊“車同軌”去鎮壓或去搶糧食。但是這種統治方式也很花費金錢，因為必須用很多財富維持軍隊。資本主義則採取經濟因素來代替超經濟因素，也就是不得不讓人出賣勞動力的方式。資本家用貨幣買兩種商品，一種是勞動力，一種是生產資料，買了這兩種東西之後，貨幣才成為資本。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資本要買得到勞動力才可能增殖，因此，資本能夠存在的條件是勞動者除了被資本家雇用外，沒有其他的出路，也就是勞動者只能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來出賣。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勞動者大多都守在農田與農村工作，而工廠通常必須設立在城市中，這是因為市場銷售、節省運輸費用等等的條件，因此便必須使各地方的農民到城市當工人，要使農民變成工人，必須要用火與血的方式來驅趕。

台灣的狀況比較不是如此地殘酷。在1960、70年代，工廠會提供工人交通車以及宿舍將工人從農村運來，這個過程很順利。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土地數量不夠分配，農村人口已過多，許多勞動力在農村閒置，無法成為生產性勞動，必須要有所轉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種種技術的改變，運輸工具與傳播工具技術的進步，使得跨國公司成為可能，以及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與獎勵外資投資的政策，為台灣進入國際分工的體系建立了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使台灣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在不流血的情況下，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在貨幣可以換成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之前的貨幣，它不是資本性質的貨幣，它不是資本，貨幣是從購買到勞動力之後才有可能轉化成為資本。我們從歷史的切面來看，從貨幣可以轉換成勞動力的這段時期，這是貨幣成為資本的史前期，是所謂的原始資本積累。真正的資本生產是生產出商品，然後把商品運到市場上去販賣，再換回貨幣，再以貨幣去購買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再去進行生產，由於資本已經開始運作，不斷地循環，這時的原始資本積累不是那麼明顯。在歷史上總有那麼一段時間要去驅趕大量的工人來工作，這種情況就是原始資本積累必經的過程。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談原始資本積累時，提到英國某個時代曾經發生大規模燒毀農莊的事件，就是這段過程最明顯的例子。

從廣義來講，貨幣變成資本這一段資本的史前期，就是原始資本積累。從歷史上來看，台灣這樣的時期不只一次，除了1960、70年代的原始資本積累，從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之後，在各地方佔有土地，以及把很多農民變成種植甘蔗的雇農，以及進行工業化等等，也是原始資本積累的階段。在日據時代的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並不是那麼和平，像二林事件就是種甘蔗的農民以及工人反抗製糖公司資本家的一個事件。從日本統治階級來看，假如有人反抗他們的統治就會派軍隊去鎮壓，在那段時期，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依然發生多次的抗爭事件，可見原始資本積累並沒有那麼順利。

60年代到70年代的台灣，就比較沒有那麼血淋淋的事件。一方面，台灣已經歷經很長一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具有相當穩固的基礎，在60年代雇佣勞動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拿了老闆的錢就會乖乖上班，這似乎是習以為常、天經地義的，但在很多其他國家不是這樣，例如非洲或拉丁美洲實行雇佣勞動就有困難，在當地設立工廠招攬工人，第一天工作完發薪水後工人就回家不去工廠，第二天又得重新招工，資本主義無法在這樣的情況下順利進行生產，光是要克服這樣的狀況就會面臨非常大的問題。另外土地私有制的封建殘餘亦會阻礙資本主義的雇佣勞動，台灣的土地所有制在「三七五減租」以及「耕者有其田」政策實行之下，國民政府變成大地主之後，問題變得比較容易解決。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從明末清初就開始，且像鐵路建設的基礎設施老早就已開始，確立了大規模工業生產的基礎，使得60及70年代的原始資本積累進行的十分順利。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會出現亞洲四小龍或四小虎的說法，由於有了資本主義的關係與基礎，使他們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分工上處於有利的地位，並且比其他地區更快發展起來。

「20碼麻布＝1件上衣」表現了一種很特殊的交換形式，這種交換形式是價值的表現形式，這種表現形式讓我們看到一個商品中內含的價值，一定要通過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比較才能表現出來。價值與價值的表現是兩回事，由於麻布有價值才可以跟上衣等同，而彼此能夠互相交換是因為交換價值這種特殊的價值形式才有可能，馬克思在這方面的解釋非常恰當，在《資本論》第一卷第98頁注32提到：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徵。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恆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這種特別的價值形式與交換形式是資本主義的特徵，如果沒看到這一點，就不會以為資本主義只是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才會產生，而會認為它是永恆的自然形式。我曾經在【評高安邦的「<<資本論>>導讀」】這篇評論中[3]，指出高安邦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這是錯誤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不研究某個特定的社會，例如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只研究社會一般。他們認為不論是價值或是貨幣，都是盤古開天就有的。有些人天生就會當老闆，有些人天生就要當工人，是勤勞或懶惰、愚笨或聰明所導致的結果。跟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認識的觀點相反，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是到一定的階段才會產生，它會發展，而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也會滅亡，這正是馬克思所主張的「發生」（Becoming）的觀念。

古典政治經濟學混淆了價值與交換價值，因此無法了解這種特殊的表現形式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第二個問題是無法說明具體勞動如何轉化為一般勞動，他們所說的「勞動」指的都是抽象勞動，是一種社會的勞動，如果一個商品的價值量與另一個商品的價值量互相交換，這前提是有共同的東西可以交換，他們假定勞動是同質的，而且是社會可以共通的，並把勞動在量的層次上分為較簡單的與較複雜的。另一方面，如何確定不同商品的價值量是相等的？就在市場上去衡量，在買賣的過程中，在頻繁的交換過程中，就會找出相等的價值量。許多社會都會逐漸找出大家共同的勞動時間作為交換的尺度，因此產生了社會勞動時間的概念。

價值量彼此之間能互相通約是以共同的勞動作為基礎與前提，假如沒有共同的勞動作為前提，包含在各個商品中的勞動量便無法互相比較，而具體的勞動是無法比較的，具體勞動就是每一個工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技能的勞動，一個鞋匠可以做出像藝術品一般的傑作，像灰姑娘的玻璃鞋便很有藝術價值。在大規模生產的工廠中，工人也會以技能留下勞動的印記，但他們不像知識份子可以在文章上署名，工人和農人並不會把他們具體勞動的產品據為己有，認為那是他的產品。通常他們所生產的東西並不是屬於他們的，因此署名也是沒有意義的。假如他們所生產的東西屬於他們，便可以看到我們所吃的每一粒米上面都印上他們的名字。我們之所以能在市場上對商品價值進行評價，是由於具體勞動可以轉換為同質的、一般的東西，並且承認彼此的勞動可以相交換，因此具有社會性與一般性，但這樣還是無法解釋具體勞動如何可以轉化為一般勞動。

「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提法只能說明量上的差別，市場上對商品價值的評價也只是同質的勞動的抽象化與社會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無法說明具體勞動如何可以轉化為一般勞動。這樣的說法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假如商品的價值可以透過市場來評價，裡面蘊含（imply）一個意義，即商品價值不是由生產這件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這與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提的，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基礎的論斷互相矛盾。如果商品價值由勞動決定，便碰到了具體勞動如何轉化為一般勞動，以及勞動量何以能互相交換的困難，因此，只好解釋為商品價值是由市場所決定，像李嘉圖的說法，這就是所謂“價值轉形”的一個重要問題。

編纂《李嘉圖著作與通信集》的編者斯拉法（Piero Sraffa），他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曾在1960年發表過一篇《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文章，避開以價值理論為基礎來談生產價格，無形中也避開了價值轉形的困難，可是同時也製造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價值理論存在的意義為何？如果可以不透過價值理論來解釋價格問題或是剝削的現象，價值理論就像數學上的一個命題，推論到另一個命題之後，便把第一個命題取消，這就是美國經濟學家Paul Samuelson的觀點，他認為勞動價值理論是沒有用的。這是現代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研究的學術界中所產生的看法。除了Sraffa所提出的用商品生產的價格層次來證明剝削與一般利潤率這樣的說法與論證之外， John Romer也提出剝削不必由勞動價值理論──即剩餘價值理論來證明的說法，這些理論引起了許多論戰，集結為好幾本書。參與這些論戰的有劍橋學派的Joan Robinson、Piero Sraffa、Ian Steedman與Paul Samuelson，其中Paul Samuelson由於得到諾貝爾獎，其論點更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並且與其反對者展開了長達二十年的辯論。

馬克思在解釋勞動產品的價值比勞動本身的價值還要高的現象，分析勞動產品的價值與勞動的關係，馬克思提出價值創造為v+m（可變資本+剩餘價值），並且把資本分成兩大類：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勞動生產出來產品的價值比勞動本身價值多出來的部份，用m（德文Mehrwert）即「剩餘價值」來解釋。現在，大多數人認為剩餘價值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馬克思之前的時代，亞當斯密與李嘉圖則在這方面經歷了反覆的掙扎，亞當斯密在勞動價值理論上撤退了，李嘉圖想要完成亞當斯密遺留下來的任務，卻無功而返。亞當斯密只解釋了v+m這部分分配的情形，而屬生產資料部分的價值，即機器、廠房與原料的價值，消失不見了。這部分的價值是逐步轉移到商品價值上，馬克思用不變資本c表示。可變資本是屬於資本的工資部分，馬克思用v表示。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這多出來的價值是勞動創造出來的。這種交換形式十分特別，他認為勞動創造價值，其特別之處在於：在直接生產過程中有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具體勞動的生產過程，另一個是創造價值的生產過程，前者用勞動力去消費機器、廠房與原料，因此被消費的不變資本價值便轉移到商品上，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因為這些都是要從商品的買賣中實現的，因此這部分（機器、廠房、原料等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是一樣的，稱為不變資本。後者是在創造價值，除了創造出勞動力的價值，還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因此這部分（工資或勞動力的價值）不會維持原來的價值，稱為可變資本。為什麼產品的價值會比勞動力的價值高？剩餘價值不是補償勞動力價值的部分，而是進行無償勞動所產生的。

有了共同的價值實體──社會勞動，才能夠進行價值量的交換，而量的比例是由社會勞動時間所決定的，不僅是社會勞動，而且是必要勞動。勞動力的報酬指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報酬，而不是把不必要的部分也算進去。有些勞動必須要社會化，能夠相對等價，而且是為了賣而生產，是為別人的使用價值而非自己的使用價值而生產。因此生產一開始就已經社會化了，這就是社會化的勞動，商品之所以能互相交換，背後必須要有社會化的一般勞動作為基礎。這種勞動並不是具體勞動，而是一種抽象勞動，抽象的一般勞動的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由此一步一步成形。

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包含兩個互相依賴又排斥的過程：一個是具體勞動的勞動過程，進行價值轉移；另一個是抽象勞動的勞動過程，進行價值創造，價值創造是一種社會勞動的過程，目的是為了生產別人所需要的東西，或是可以藉此換取一般等價物，而且最終都是為了更多的利潤。商品之所以為商品，是因為它生產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出售，生產商品不是為了給自己使用，也不是為了美觀或是藝術價值，即使是創作藝術品也不是給自己欣賞，而是為了要出售。繪畫、寫作或是做一頂帽子，都是為了出售，而出售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到利潤。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就是在利潤問題上摔了一跤，馬克思批評他們混淆了利潤與剩餘價值，利潤和剩餘價值這兩個範疇是不同層次的抽象，李嘉圖在解釋勞動價值理論的時候，也提出剩餘價值的看法，但是他混淆了利潤與剩餘價值，以為它們是同一個東西。利潤與剩餘價值是兩個不同的範疇，而且利潤率與剩餘價值率是不同的比例，除非整個生產過程只有勞動力，沒有其他因素，如此一來利潤率與剩餘價值率才會相等。在利潤的層次中是比較現實的，因為已經加上貨幣的因素，是在貨幣上面作交換，生產商品也主要是從貨幣來看，無論是商品成本或是商品買賣都是從價格來看，都是在貨幣的層次。

價格與價值是不同抽象層次的東西，因此必須進行抽象與具象。把貨幣的因素捨象，並且進入另一個階段之後，才有可能看到價值的問題，因此價值是更高的抽象，兩者的抽象層次是不一樣的。把價值具象為貨幣之後，就變成價格，這中間包含所謂“轉形”的問題。轉形的問題包括價值與價格是否相等？剩餘價值與利潤是否相等？按照李嘉圖的說法，價值和價格之間不是只是一個字的差別，價值是價格的逼近值，到市場上會有一些差異，但最終還是在價值上波動，上下起伏。但是馬克思並不認為價值是價格的逼近值，而是不同抽象層次的關係，因此價值與價格並不存在轉形的問題，但是存在著如何轉化的問題，馬克思以「成本價格」與「生產價格」這個層次來解釋價格。我們知道商品的價值是c+v+m構成的。假如c+v用貨幣來表現，合乎這部分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所花費的價格，就是「成本價格」。生產價格就不是如此。生產價格是成本價格之外加上利潤，而這個利潤並不是一種特別的利潤，而是在市場競爭之下，一般的利潤率所決定的平均利潤。在市場競爭之下，一個部門的資本為競爭更高的利潤會流動到另一個部門，而且是利潤低的資本會往利潤高的方向流動，在市場上便會形成一般的、平均的利潤率。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才成為生產價格，生產價格便是商品價格的總和，馬克思是透過這種層層轉化來釐清價值與價格的關係。

李嘉圖在這個問題上打住，並且把價值與價格混淆，以為兩者是同一的，以「自然價格」來代表價值。李嘉圖自己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他亦更進一步嘗試研究「絕對價值」的觀念。在市場交換只是表現了商品的價值，價值的表現就是交換價值，從市場上考察商品的價值量，最多只能發現交換價值而不是價值的本質，同時也不是價值決定。勞動熟練程度的差異化成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也不過是價值量的量的差別，並不是勞動性質的轉化。因此，如何解釋從具體勞動轉化為抽象勞動，李嘉圖並沒有成功。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指出了讓李嘉圖學派理論破產的兩大問題，很值得大家參考。

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解釋的第三個問題是無法說明私人勞動如何轉化成社會勞動，以及對貨幣本質的分析。在他們的觀念裡，所有的私人勞動都是社會勞動，所有人的努力都對社會有利，每個人的自私都可以轉化成對社會有利的事。亞當斯密是這樣認為的。對他們而言，貨幣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事，商品的價格以貨幣來表現，在市場上會自動的估量出來，亞當斯密稱之為「看不見的手」。這隻「看不見的手」在市場競爭中會使商品價格的波動會趨於平衡，不利的會轉向有利，有人賺錢，就有人虧本，這是亞當斯密的世界。「看不見的手」多少是承認有一種客觀規律的存在，這是可取的。假如沒有客觀規律，就沒有科學存在的必要。科學並不僅是研究從特殊性到特殊性，也要研究從特殊到一般，看看這一般性是否適合其他特殊性。像這種只考慮私人勞動而不考慮它如何轉化到社會勞動，便無法將貨幣的本質視為一般社會勞動的體現。

價值實體的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為何會用時間作為衡量勞動的尺度？這是在歷史上經過無數次所累積的經驗，任何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與社會都會慢慢認可，勞動時間是最好的衡量標準。無論是金子或是小麥，都是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其價值量。為何是必要勞動時間？不同的勞動者生產同一個商品所耗費的時間可能會不同，有些人耗費兩個小時生產出一個單位的商品，有些人只花一個小時，但是在商品市場上競爭的機能之中，不論用多少時間生產的商品，出售的價格都是一樣的。在大量的商品頻繁交易與競爭中，慢慢地某個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浮現出來，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生產這個商品一般所耗費的時間，無形中便會產生共通的價值量的衡量。

貨幣則是最終的衡量尺度，因為可以用貨幣交換所有的使用價值，而且有其方便性。貨幣的形式從貝殼、樹葉、牲畜，一直發展到貴金屬，之後有20世紀的美元，到目前多貨幣本位：美元、日元、歐元等等。「金本位」是由李嘉圖提出來的，是第一位向英國銀行建議，以黃金作為對外貿易的基礎是最可靠的，當時英國政府採納他的建議，並將金本位推行到世界各地，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由美國總統尼克森廢除。當時所謂的貨幣是「銀行票」，現在仍有「銀行本票」或「公司本票」等各式各樣的「假貨幣」或是「代貨幣」。但是以前的貨幣沒有國家的保證，中國古代大錢莊發的本票或是「貨幣票」就是如此。目前流通的新台幣，也是到了二二八之後1949年才正式確定下來。當時買一支鉛筆，要用一麻袋的舊台幣去換，如果不進行貨幣改革，貨幣根本沒有儲存的功能，也無法流通。當時新台幣一元換四萬元舊台幣，貨幣改為新台幣後，貨幣的數量自然減少很多。今天我們所用的新台幣也會貶值，這幾十年來也貶值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台灣銀行有詳細記載相關的歷史。貨幣的歷史是很有趣的，加拿大有個貨幣博物館便展示出這樣的過程。人類自有歷史以來，發展出各種形形色色的貨幣。

「在李嘉圖那裡所以會發生這種錯誤的假象，是因為確定價值量，對於他來說，是決定性的任務。因此，他不懂得勞動在其中成為價值要素的特殊形式，特別是不懂得，個別勞動表現為抽象的一般勞動，並以這個形式表現為社會勞動的必然性。因此他不懂得貨幣的本質同價值的基礎，不懂得貨幣是社會勞動體化物，所以他不能從質的方面來探討構成價值基礎的勞動。」（《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卷第147頁）

「李嘉圖的錯誤在於，他只考察了價值量，因而只注意不同商品所代表的、它們作為價值包含的體化物的相對勞動量。但是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勞動，必須表現為社會的勞動，表現為異化的個人勞動。在價格上，這種表現是觀念的。只有通過出賣才能實現。商品中包含的個人勞動轉化為同一的社會勞動，從而轉化為可以表現在所有使用價值上，可以同所有使用價值相交換的勞動－－這種轉化，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中所包含的這個問題的質的方面，李嘉圖沒有加以闡述。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必須表現為同一的社會勞動即貨幣，這種情況被李嘉圖忽視了。」（《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卷第140頁）

有人認為台灣勞工的薪資過高，使資本家缺乏投資意願；也有人認為台灣勞動的生產力過低，使資本的利潤以及累積停滯不前。這些類似的說法一直到今天仍然以不同的形式一再出現，這都是亞當斯密學派或李嘉圖學派的觀點。

「斯密教條」認為商品的價值可以分為三類，勞動有工資，資本有利潤，土地有地租，這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結合。這樣的結合只是說明這是社會財富分配為三類的結果，而不是說明這些財富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它們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如果從價值的產生與創造來看，就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工資、地租與利潤的結合，而是應該這樣看：勞動力的價值以及勞動力所產生的利潤或額外價值，工資、利潤與地租在馬克思的公式中就是v+m。

假如從生產來看，加入商品的價值有v和c，以及m（剩餘價值）。亞當斯密的「斯密教條」觀點，李嘉圖亦採用。斯密教條商品的價值是v+m，c不見了。馬克思的看法，在直接生產過程中，c是以同等的價值轉移到商品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機器的磨損，原料的消耗，所損耗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亞當斯密與李嘉圖曾試圖解決c的問題，他們把資本分成兩類，一類稱為固定資本，一類稱為流動資本。亞當斯密所謂的「固定資本」的價值是不會變的，「流動資本」指的是價值會變動的工資，產品的價值會大於兩者之和，多出來的東西必定有其來源，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不認為剩餘價值是從勞動產生的，而是認為工資是由勞動產生，資本本身會產生利潤，土地則會產生地租，社會財富是由這三個部分組成。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固定資本的價值是不變的，任何生產都包含c，買進與賣出的商品都有c的價值，最後彼此通通抵銷，因此只談流動資本，他們認為財富是由可變動的部分所產生的。亞當斯密認為土地會產生地租，但他無法解釋地租是怎麼來的。李嘉圖認為若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看，在價值規律的條件下，土地本身不可能產生任何東西，一片荒蕪的土地是不可能產生莊稼的，一定是由勞動產生的，因此土地本身不會平白無故產生「租」，「租」是由加進去的勞動而來。由一些經營農業的資本家去租這塊土地，雇用一些勞動力，在土地上生產農作物，這些農作物有價值，因此價值是由這些農業工人生產的。

由於農業資本特有的資本有機構成，v的部分佔很大，且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得很低，在生產上必須花費很多活勞動，其價值組成與工業產品有所不同。假如土地不能產生地租，由於農業產品的勞動生產力很低，因此無法生產很高的價值，這部分亞當斯密無法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解釋，他在此就胡塗了，因此亞當斯密只好自圓其說，其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只適用於簡單商品生產。

李嘉圖試圖解決亞當斯密遺留下來的問題。他解決的方式是把土地根據使用性、交通便利性、土地肥沃度分成不同的「級差」。假定有一級土地是最差、最劣等的，它能貢獻的價值最少，一級級加上去，一直到最好的、最優良的、最肥沃的土地。在這中間有所謂的平均價值，平均利潤便是這樣定出來的。土地為何會產生地租？最劣等的土地是最差的，其價值等於零，依此一級級上升，生產的價值一級級增加，從增加的部分找出平均的價值，平均的價值就變成地租的來源，可以從農場經營者所得到的利潤的平均值得出來。

土地不會無故長出東西，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不是從土地產生出來的，就算土地自己長出水果，也要花費勞動去採收。美國有些很大的農場，讓人免費去採農場的水果，他們只收取裝水果的盒子的費用，因為是你自己花費你自己的勞動。馬克思認為級差地租的概念是很高明的，但級差地租的問題是，級差是由於土地某些條件的不同所產生的，有好有壞，如果土地通通都是好的，或通通是壞的，就沒有級差地租，這樣的狀況無法解釋級差地租，因此也無法解釋地租。在李嘉圖的觀念裡，只有土地級差的條件存在，才能產生級差地租，有級差地租才能產生地租。在這種觀念裡，並不是有土地就有地租，但在現實世界中，不管土地能不能種植作物，其條件如何，所有土地都有地租，這就是「絕對地租」的觀念，李嘉圖無法解釋這一點。從級差地租的觀點看，土地肥沃的自然條件會隨著時間慢慢遞減，因為李嘉圖採取了馬爾薩斯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觀點，如此一來，利潤率也會隨時間往下降。馬克思批評這個解釋是表示土地的價值來自於自然的恩惠，而利潤之所以會降低是由於自然不再給予恩惠所致，因此肥力會遞減。另外，現實上即使肥力遞減，價值仍會增加。

但是，土地並不是天生就有地租。馬克思認為可以同意級差地租以及其所產生的平均的利潤，假如最低的地租是赤裸裸土地的地租，最低的地租就是它的超額利潤。所謂地租就是它的超額利潤，但還是建立在級差地租這種特殊性上。馬克思則認為有絕對地租的存在。絕對地租的基礎在於土地佔有（所有、私有）制。無論在封建時代或是資本主義時代，土地佔有制都一直存在著，只要佔有土地就有額外利潤，這是因為佔有制所產生的，因此佔有制本身容許絕對地租存在。

亞當斯密提出三大階級：工人、資本家與地主，社會的財富是由這三大階級所創造出來的，他們彼此之間有矛盾，但是亞當斯密並沒有解釋清楚這個矛盾。李嘉圖把地主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彼此的矛盾，用這兩個階級奪取超額利潤來解釋。因此我們可以說，李嘉圖是第一位將階級分析做了比較深入研究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由於沒有從生產領域來看，是從商品產生以後來看，是從流通領域來看。從流通領域來看是價格的問題，工資、利潤和地租在一定程度只是在價格的層次裡，他是把現實的交換，也就是用貨幣交換作為一個具體的項目，如果沒有貨幣交換是不可能進行的。

至於價值的問題，雖然亞當斯密提出勞動創造價值，但一定要清楚究竟是什麼樣的勞動才能創造價值，是否所有的勞動都能創造價值？他沒有分析清楚c的價值如何轉移到商品上去，這部份的價值是不變的。無論是廠房與機器的使用或折舊，或是原料的消費，價值一次次的磨損，轉移到c上面。這部分的勞動是具體勞動，本身不創造價值，只有社會化抽象的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勞動力的耗費是二重的，一方面進行具體勞動，把c的部分轉移過去，一方面從事抽象勞動，社會性的勞動把價值創造出來，這二重勞動使得商品的使用價值、形態和性質被改變了，質的變化在裡面發生了，只有勞動二重性才使這種狀況成為可能。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基礎，不是勞動本身有價值，若只有抽象勞動便會陷入亞當斯密與李嘉圖的迷思，也就是認為商品的價值都是由抽象勞動創造出來的，只看到交換價值，而看不到具體勞動以及勞動的二重性，由於看不到勞動二重性，就混淆價值的觀念，產生等價規律與勞動價值理論的二律背反的問題：如果勞動創造價值，為何產品中包含的價值比勞動的價值更高。馬克思認為是勞動力有價值，勞動本身沒有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尺度。這可以解釋等價規律是成立的，勞動力是有價值的，把勞動力當成商品，勞動力的再生產自身所需要的商品的價值，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如此等價規律就可以解釋勞動創造價值。馬克思到了1858年左右才把勞動力與勞動這兩個概念分開，許多觀點就更清楚了。通常勞動力是事先使用，使用完才給付工資，是勞動者自己養自己，不僅養自己，而且養資本家。亞當斯密認為資本家有悲天憫人之心，因此養那些工人，資本家樂善好施、勤勞、運氣好等等。資本家是經濟進步發展的動力，人們應該感謝他們。比如，當今主流的說法，王永慶白手起家，克勤克儉，賺了許多錢，提供許多人工作機會，有人因為污染生病，便建醫院醫治病人。然而，王永慶大資本家之流的所以會發財，完全是依靠特權，像是大發利市的石化工廠，都是國家官僚特許的。石化工廠污染台灣環境，導致很多人生病，再來蓋醫院發財！有人說資本家也是愛國的，像王永慶可以說是他愛台灣，所以他的工廠沒有外移到中國去，然而，實際上是王永慶的經營方式是建立核心工廠與層層外包的衛星工廠體系，當中國沒有衛星工廠，他的核心工廠亦不能生產，所以他不能外移到中國，留在台灣是有很高的利潤可以賺取，他只是愛能讓他賺錢的地方。

勞動力與勞動是不同的。在市場上所交換的是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在計算商品中內含的價值量時，是使用勞動力的結果。勞動力本身既然成為商品，表示它是一種社會化的產物。有些中國學者提出勞動力所有制，這是一種混淆的說法。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生產資料也是商品，用貨幣去換，全部都是商品交換，所有現象就可以用等價規律解釋。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出比預付較多的東西，多出來的部分叫做「剩餘勞動產品」，也就是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部份的勞動時間所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如此一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念便產生了。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也有剩餘價值的觀念，但不清楚。對於剩餘勞動這一點，並不是爭論所在。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批判洛貝爾圖斯，因為他自認為是剩餘價值的發明者，他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是抄襲自他的觀點。但早在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之前，便已經發現勞動之後會有剩餘的產品，只是不知如何解釋剩餘的問題。亞當斯密與李嘉圖認為剩餘價值是工資的部分額外加上去的，加上去的部分是由資本與地租而來。洛貝爾圖斯則說是從工資中扣除的，這似乎比較有社會主義的立場。但不論從工資扣除或加上去，都沒有解釋剩餘價值（m）這部分沒有報酬的勞動是怎麼來的。馬克思解釋剩餘價值並不採取由工資加上或扣除的觀點，而是認為在生產過程中赤裸裸的進行沒有報酬的勞動。馬克思剩餘價值的意義與亞當斯密、李嘉圖和洛貝爾圖斯的觀點完全不同。

庸俗經濟學或是當今的主流經濟學，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資源的科學，研究資源的分配與運用，跟人、生產和價值來源無關。假如不談再生產的話，這些理論不會露出馬腳。假如從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就要解釋c是從哪裡來，因為c在生產過程中消耗掉了，如果忽略掉c的部分，就無法解釋再生產要如何進行，更何況是擴大再生產。亞當斯密與李嘉圖完全不能解釋c的部分，因為其理論並非總生產的循環。在很多問題上碰到了困境，如價值價格的轉形問題等等，而且又沒有把再生產的因素考慮進去，因此就會產生許多奇怪的理論，例如Sraffa的「用商品生產商品」以及新劍橋學派、Samuelson等等的理論。

資本去購買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生產商品，在流通過程中賣出商品，換得貨幣，從流通領域看資本循環的公式為：G－W－G’，用貨幣交換商品，再用商品交換貨幣，從貨幣到貨幣，此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形態，其他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非如此。為了要賺取利潤必須要買勞動力，必須把貨幣變成資本，並且從事大規模的生產，如此每個單位商品的價值才會降低，才能在市場中進行有利的競爭。這種變化過程的目的就是要得到G’，資本增殖，也就是G+△G，馬克思的說法是用G去交換價值為c+v的商品，經過生產過程後，所得到的是價值為c+v+m的商品，這個商品要在市場中實現，賣了才能實現其價值，所有的交換與市場是分不開的。市場指的是勞動力市場與商品市場。

要實現商品價值，要到消費市場，這之間還包含運輸，從一個空間到另一個空間，或是包含包裝或其他因素，會增加商品價值，這部份也是生產性的。把商品運送到另一個市場，便使商品本身增加了一些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剩餘價值生產是以二度空間來呈現：

嚴格來說，剩餘價值的產生不只在這個二度空間的範圍，假如在這個範圍商品生產還沒完成，有一部分可能是缺乏運輸的因素，運輸的部分有可能單獨成為一個生產過程，如果加入運輸的部分，那就是多度空間。例如在台灣北部生產一架南部所需要的電視，如果不運到南部去，南部人便買不到，因此一定要加上運費。運輸本身有可能是鐵路運輸等等另外一套生產過程，這其中有許多生產過程交雜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中。就算是機器廠房也有它們的生產過程，因此商品的價值是從各方面產生的，不只是簡單的二度空間的關係，而是多度空間的關係。假如把商品生產想的太複雜，便無法釐清問題，因此馬克思把這些部分都捨象掉，暫時不要考慮，把它們看作二度空間。但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將它慢慢具象，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要考慮其他價值是怎麼組成的，就會增加一度空間；到了第三卷，要考慮的因素更多，包括利潤率的變化、土地地租、所有制與階級等等社會因素。我們會發現馬克思漸漸在具象，越具象越豐富，可以把毎樣東西看得很清楚。假如從雜多的現象出發，真理就會變得複雜，看不清楚。有些研究哲學的人偏愛從混沌出發，要從混沌中整理出清楚的概念是很難的。一般說來，這是馬克思分析事情的方法。

到了這個階段，用勞動價值理論可以解釋，不僅是勞動價值理論，我們用二重性來看商品，商品包含價值與使用價值，價值包含他的表現形式－－交換價值，如此便能看出商品有二重性，這是馬克思的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句話便開宗明義的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因此就以商品做為分析的起點。商品具有二重性，即價值與使用價值，但馬克思為何要做這樣的區分？其目的是針對亞當斯密等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留下來的問題進行批判，分析他們的基本概念。但是若把這些批判混雜在一起討論，對馬克思的寫作上有一定的困難，因此他通常用註解的方式對亞當斯密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進行批判，基本上保留了純粹的二度空間的理論解釋，經過一定的具象過程，最後開展出實在的資本現實運動。

為了解釋勞動如何產生價值，分析出勞動力與勞動的區別，分析出勞動有二重性，即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這種分法可以了解是什麼樣的勞動可以創造價值，而且交換價值是價值的特殊形式，分析出商品生產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即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形式，而這種特殊的形式在商品生產中的交換過程必須要靠貨幣，貨幣成為價值的體現物，在產品生產出來之後才有可能進行流通，並且在價值實現之後，再流回來商品生產者的手上進行再生產。這個觀點是一個躍進，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本來是在談價值的，但忽然變成另一個世界－－進入價格的問題，這個躍進是要有價值到價格的轉化。

剩餘價值要用利潤或是價格表現出來，馬克思清楚說明了價值與價格之間的轉化，價值與價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價格是用貨幣來表現價值，在現實世界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價格，因此價格通常不會與價值同一。這兩個概念是不同層次的抽象，但是它們有某種關係。這種關係是否為函數的關係？或是其他的關係？李嘉圖認為價值與價格具有函數關係，是一種逼近值。剩餘價值加上一些函數等於利潤，這個函數使利潤變成貨幣的價格，可以用貨幣表現出來，因此價值與價格是一種函數關係，這是李嘉圖的觀點。李嘉圖認為這個函數可能是一個逼近值，唯有再生產中資本構成只有勞動力而沒有其他的c（不變資本）的時候，兩者相等才成為可能，通常價值與價格是不相等，一方受到另一方的約制。馬克思不是這樣看的，馬克思的價值與價格不僅在不同的層次中，而且是不同的抽象。當貨幣成為所有價值物的等價物，變成可以等於所有的交換價值，也可以化成所有的使用價值的一種等價物，存在這樣的一種可體現物，價值才會變成所謂的價格。價值與價格是不同層次的，並非函數關係，而是不同的抽象層次的關係，因此不能用加減乘除的數學方法來計算。例如我們要指出某物有多少價值，在表達時往往會用多少「元」來表示，如100元，這樣就會產生混亂，有時只是為了方便說明起見，事實上這只是從形式上來說明，用交換價值來說明價值。價值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價值自身無法靠自己表現出來，無法直接表現出來，因此必須在一物與另一物互相交換的時候，才能表現出來。歸根到底，價值自身是一種生產關係，是主從關係、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嚴格來說，價值無法單獨表現，只能在兩個東西互相交換時表現出來，透過物與物的關係表現出來，表現出來的只是一種形式，只能用交換價值表現出來。交換價值是一種比例的性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了交換形式，對價值形式做了解釋。在第一卷第189頁的注37也寫到：

「資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偏離來說明。假如價格確實與價值相偏離，那就必須首先把前者還原為後者，就是說，把這種情況當作偶然情況撇開，這樣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換為基礎的資本形成的純粹現象，才能在考察這個現象時，不致被那些起干擾作用的、與真正的過程不相干的從屬情況所迷惑。」（《資本論》第一卷第189頁）

這是馬克思對價格與價值偏離的看法。馬克思認為，假如c+v轉化成價格，不考慮偏離的問題，先把偏離的問題捨象掉，用貨幣表現出來，這就是「成本價格」。每種商品的價格都是「成本價格＋利潤」，但在現實情況中，每一種商品所生產的m（剩餘價值）都不同，雇用的活勞動也不同，而且每個行業的利潤也有所不同。在現實社會中，假如某個行業利潤不好，投資自然會轉向有利可圖的行業，資本會為追求利潤而流動。不僅如此，假如花費一萬個小時生產一雙鞋子，另外一個人花費兩個小時生產一雙鞋子，這兩個都是一樣的產品，雖然有人認為花費一萬個小時生產的鞋子可以賣比較貴，但是必須把鞋子賣出去時，價值才能實現，在市場上別人不會跟你買這雙鞋。有人花10元就可以買到同樣一雙鞋，不需花一百萬去買。因此即使花了很多時間與工夫做了這雙鞋，別人就是不會花較多的錢去買，花一萬小時的製鞋工廠只好破產。唯一的辦法就是賣10元，只好虧本倒閉。但若是可以製造出低於10元的鞋子出售，那就有利可圖。在市場競爭中，無論個別生產的狀況如何都要賣10元，這10元是包括成本和利潤的。由此所得到的利潤，稱為「平均利潤」。成本是8元，平均利潤是2元，這個利潤不是根據特殊、具體勞動而來，而是社會所有的m（剩餘價值）加起來的總和除以所有的資本，得岀其平均值。

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談的似乎是一兩百年前的事情，但其實不然，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資本論》第一卷第8頁）就是今天台灣所發生的事情。同樣的理論，今天會用不同的包裝呈現在你面前。所有的m除以所有的資本，這部分稱為平均利潤率或一般利潤率。生產價格即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通常一件商品的價格是成本再加上一個價格，成本之上再加價。由於馬克思具有價值理論的基礎，因此很容易理解生產價格是如何產生的。實際進行買賣時，是用生產價格在計算，也就是成本加上平均利潤，因此平均利潤率的變動便成為市場上所追求的標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提出平均（或一般）利潤率會趨於下降的現象，同時也有反對這種趨於下降的現象，兩者是相關的。照亞當斯密的說法，財富的來源分為工資、利潤與地租，利潤和地租會影響工資，提高工資或利潤或地租的話，物價就會跟著上漲。然而按照馬克思的分析，提高工資就是增加v的部分，但商品價格不見得會提高，為什麼？因為還有m的部分，m的部分會減少，成本價格提高，平均利潤會下降，因此物價不會上漲，只是利潤會減少一點。假如範圍擴大為國際貿易的情況下，平均利潤不會只侷限在某個區域，台灣的勞動力價格提高，也不會使利潤率降低，因為利潤率是放在全世界的利潤階梯去平均，平均利潤率是所有的m除以所有的資本，因此工資提高，物價不一定會上漲，利潤也不一定會降低。即使v 高一點，但生產力也很高，有些v是複雜勞動或是高級勞動，與此有關的是勞動生產力，影響勞動生產力的因素除了勞動能力之外，還有科學、經營方式、技術等等因素牽涉其中，一個地方的工資高，勞動生產力提高，資本家還是一樣划得來。台灣的工資雖然比中國大陸的工資高，可是不貴；中國大陸的工資比台灣的工資低，可是不便宜。從勞動生產力與平均利潤率的關係來看，資本家是否要在台灣投資，工資的高低不是絕對而唯一的考慮因素。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與技術水平，是否有能力勝任工作上的要求，品質控管的水準如何，能否得到一定的利潤率，產品的單位價格多少，以及基礎設施如水電的價格、交通的成本等等，將這些因素一併考慮之後，資本家會權衡是否值得投資。在評估投資的各項成本這方面，資本家計算獲利的能力，已經到了勞動階級無法想像的地步，因此資本家會投資，絕對是因為有利可圖的關係。就算不能短期獲利，也會在不會虧本的情況下，作長期的投資。

王永慶為何不出走大陸，因為在台灣利潤高，他沒有理由離開，即使台灣勞工的工資越來越高，但他的利潤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他認為留在台灣是值得的。有好的勞動力，他在市場上販賣的商品品質就會提高，變得更有競爭力，即使商品價格較高，利潤仍然源源不絕。按照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算法，他們只會想辦法壓低工資，如此才能提高利潤。壓低工資，才有利潤。這種觀點就是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他們認為應該在勞動基準法盡量降低勞動條件，削減勞工的福利，這樣利潤才會增加，但事實並非如此。

亞當斯密與李嘉圖的有些說法過於抽象，馬克思認為這並不是缺少具體，而是缺乏抽象力所呈現出來的問題，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把較具體現實的利潤居於首位，卻忽略了真正的價值是如何產生的，忽略了較抽象層次的剩餘價值與價值，以及剩餘價值與價值在現實運動中有許多不同的變化，這種變化從勞動價值來考慮，可以看到價格與生產價格是如何形成的，物價是被哪些因素決定的。如果了解這些現象的成因，就可以免於工資提高，資本不願意到台灣投資的恐懼。這種理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李嘉圖學派的主張。

恩格斯認為李嘉圖學派在剩餘價值問題上碰壁，破產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勞動是價值的尺度，但是，活勞動在和資本進行交換時，它的價值小於所交換的物化勞動。工資，一定量活勞動的價值，總是小於同量活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的價值，或體現同量活勞動的產品的價值。這個問題這樣來理解，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資本論》第二卷第24頁）

為何無法解決？因為他把勞動看成是有價值的，恩格斯認為：

「不是勞動有價值。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活動，不能有特殊的價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熱不能有特殊的溫度，電不能有特殊的電流強度一樣。」（《資本論》第二卷第24頁）

勞動是一種消耗勞動力的活動，是勞動力有價值而非勞動有價值，價值是在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中創造的。

「作為商品買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一旦勞動力成為商品，它的價值就決定于它作為社會產品所體現的勞動，就等於它的生產和再生產所需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因此，勞動力按照它的這種價值來買賣，是和經濟學的價值規律決不矛盾的。」（《資本論》第二卷第24頁）

假如沒有提出勞動力這個觀念就會自我矛盾，勞動產品的價值反而比勞動的價值更高，這不符合等價規律。等價規律與勞動創造價值這兩點互相矛盾，這就是二律背反，意思是規律A所得到的結論和規律B所得到的結論剛好相反，互相矛盾。依照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勞動產品的價值與勞動的價值兩者應該相等，但是，活勞動在和資本進行交換時，活勞動的價值卻是小於所交換的勞動產品的價值。按照價值規律的觀點，兩者應該相等，但是按照等價規律，兩者卻不相等，這就是二律背反。這點是第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無法解決的問題。

「第二，按照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兩個資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樣報酬的活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會生産價值相等的産品，也會生産相等的剩餘價值或利潤。但是，如果這兩個資本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不相等，那麼，它們就不能生産相等的剩餘價值，或如李嘉圖派所說的利潤。但是情況恰恰相反。實際上，等額的資本，不論它們使用多少活勞動，總會在相同時間內生産平均的相等的利潤。因此，這就和價值規律發生了矛盾。」（《資本論》第二卷第24頁）

按照價值規律，假如v相等，應該會產生同樣的m，活勞動價值v1和v2相等的話，兩者的m也會相等，v就是付給活勞動的價值。但如果兩個資本所使用的活勞動量不相等，就無法產生相等的剩餘價值，這是價值規律。但是，實際的情況，等額的資本，不論它們使用多少活勞動，總會在相同時間內生産平均的相等的利潤，這是與李嘉圖的價值規律互相矛盾，對此，李嘉圖無法解釋。為什麼？因為利潤是依照資本來計算，這是由於利潤率平均運動的趨勢，等額的資本應該產生同等的利潤，因此兩者的利潤應該相等，在競爭的世界中也的確是相等的，假如兩個等額資本所利用的活勞動不相等，產生的利潤也會相等。這又是二律背反，兩個規律產生矛盾。一個規律是：相等的資本應該產生等量的利潤，無論花費多少資本雇用勞動力，只要投入1000元的價值，就要得到100元的利潤。如果得不到預期的利潤，企業就關門大吉，收手不做。如果賺取多一點利潤是否可行？答案是可行的，但別人所瓜分的利潤就會減少。另一個規律是：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動力越多，所產生的價值也會越高。等額的資本，如果雇用勞動力的比例增加，產生的價值會越高，所得到的利潤應該也會越多，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不但利潤不會增加，有時還會減少。如果使用的機器或是技術是落後的，雇用再多的廉價勞工，也產生不了太高的利潤，最多只能瓜分激烈競爭下的利潤。在現實社會產生的二律背反，恩格斯認為：

「李嘉圖已經發現了這個矛盾，但是他的學派同樣沒有能夠解決這個矛盾。洛貝爾圖斯也不能不看到這個矛盾，但是他不去解決它，卻把它作為他的烏托邦的出發點之一(《認識》第131頁)。馬克思在《批判》手稿中，已經解決了這個矛盾；按照《資本論》的計畫，這個問題要在第三卷來解決。第三卷的出版，還要過幾個月。」（《資本論》第二卷第24頁）

「如果他們能夠證明，相等的平均利潤率怎樣能夠並且必須不僅不違反價值規律，而且反而要以價值規律為基礎來形成，那麼，我們就願意同他們繼續談下去。」（《資本論》第二卷第25頁）

馬克思從價值規律出發，論證了商品的價值轉化到生產價格，以及平均運動下，剩餘價值與利潤率的平均化運動，證明現實上等額的資本得到等量的利潤，不僅不違反價值規律，反而要以價值規律為基礎才能澈底解釋清楚。

[1] 李嘉圖：《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年），頁37。

[2] 同上，頁38。

[3] 何青：【評高安邦的「<<資本論>>導讀」】，「新世代青年團網頁」http://youth.ngo.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