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毛澤東對它的誤解〉[1]這篇文章，主要是在批判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法權（石仲泉稱為資產階級權利）的誤解，他所談論的誤解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批判，而且是對過去整個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或是對毛派理論的批判，由於這一點，使這篇文章變得特別。也許會有很多人閱讀這篇文章後，認為其理論水平很高，甚至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無懈可擊，因此，對這篇文章的批判會對大家在理論上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並對於如何來批判文章，以及在論戰與論敵交手的時候，多少有些幫助。

 

「自由人聯合體」是否就是共產主義？

        這篇文章並不是很長，可以仔細閱讀並批評他，有人初看時以為好像講的很有道理，似乎抓到毛澤東的一些毛病和問題，因此會認為毛澤東的確是誤解了資產階級權利。我讀這篇文章時，依照習慣會做眉批，結果是從頭到尾在書頁上打了很多叉叉，換句話說，我並不同意他的看法，對每一句話都有質疑。但不同意歸不同意，要講出一番道理又是另一回事，而且不能是在枝節上面和他爭論，一定要把一些理論提升到某種層次才能批判他。為了使大家對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前幾天的講座[2]針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做了番初步的介紹，我以前也曾經談過《哥達綱領批判》，那是為了分析中國人民公社在理論上做了一些必要的詮釋。《哥達綱領批判》是馬克思比較正式解釋共產主義究竟是何物的一篇著作，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馬克思提出「自由人聯合體」這個說法，「自由人聯合體」是否就是共產主義？兩者其實有所不同。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的對立面，提出一個不走商品生產與價值生產的一個團體，以及這個團體需要有什麼條件，有些人把它說成是共產主義，這其中可能有些誤會，因為馬克思是在抽象的層次上來談「自由人聯合體」，比較具體的層次就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出關於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以及共產主義的一些構想。 

為了批判這篇文章，必須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這篇文章背後蘊藏著什麼問題？也就是理論上的一些問題，必須逐條提出來。對這些問題的了解與掌握，也有助於了解這篇文章。第二部份，我想要留到下次的講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解說，因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會論及到生產、消費、交換、分配，這幾個生產領域之間互相的辯證關係，我認為這一點是石仲泉很嚴重的問題之一，他並不了解這種辯證關係。石仲泉不僅對生產中四個環節產生混亂，而且將之割裂，沒有進行辯證關係的研究，他對這幾個領域的相互關連並不清楚，這個部分我想留到下次的講座來談，因為這篇文章的後半部便涉及到這個問題。今天我主要談的是他前半部的問題，但我不準備逐字逐句的讀，我只提出觀察到的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是批判石仲泉這篇文章的關鍵點。

 

第一點批判：斬盡殺絕的兩段論

 

第一點，石仲泉有許多觀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即主要不是把事物看作是變化的，而且他的事物變化觀點也不是從漸變到突變，也不是量變到質變，也不是矛盾向對立面轉化的觀點，因此他第一個顯露出的問題就是「兩段論」，在石仲泉的文章中，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階段，到了社會主義又是另一個階段，這兩個階段之間是一刀兩斷，斬盡殺絕，沒有關連的。在《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一段文章： 

我們這裡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3] 

    馬克思認為從資本主義進入共產主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帶有舊社會的痕跡，仍舊帶有很多的資本主義的痕跡，包括其生產關係、階級關係、意識形態、政治與法律的關係，因此不會在一夕之間就突然轉變。石仲泉的「兩段論」，在一夕之間一刀兩斷，斬盡殺絕，把兩者解釋為完全不相關的兩個階段，這種突然轉變的觀念，就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不是漸進的、轉化的觀點。因此他在討論這種關係時，就是認為當今中國已是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應該就是如何，而沒有資本主義的一些舊的痕跡，或是一些壞的東西。到了社會主義只剩下正面的東西，而且已經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壞的方面，在社會主義中很多事物與觀點是進步的，並且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在某種意義上，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這是對的。進步、變化都是一種否定，是對前面的矛盾的否定，就是所謂否定的否定，對過去的事物的否定，同時也表示一種進步，一種提升，是一種前進的過程。

 

蒲魯東主義：用法的關係來取代真實社會關係的變化

 

「兩段論」則不是這個看法，而是認為從一個階段可以跳到另一個階段，是跳躍式的。石仲泉是用什麼東西來分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劃分線〈Demarcation Line）在什麼地方？因為憲法已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他的劃分線。他通常是以某個文件或某個組織已經宣佈的某種東西做為劃分的界線，根據這個便完全跨入一個新的階段。依賴憲法、黨章，甚至黨的宣佈做為跨入一個新階段的劃分線，例如：黨已經宣佈資產階級已經消滅、黨已經宣佈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等等，然而憲法、黨章與黨的宣佈都是政治與法律的層次，這是用政治與法律層次的東西要來當作經濟層次的真正的變化，馬克思一生都在批判這樣的觀點。馬克思在其著作《哲學的貧困》中批判蒲魯東之處，就是在實際上做不到對社會主義進行公平的分配，就要用法律來解決，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蒲魯東主義」。這種問題到了《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所批判的拉薩爾派，或是拉薩爾「鐵的工資規律」等等想法，基本上不脫這種觀點。就是用政治、法律和司法層次的改變，當作實際上的經濟關係的改變，這就是「蒲魯東主義」。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經宣佈中國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也不會一夕之間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假如相信憲法的宣佈可以改變經濟關係，簡直是連常識都沒有。可惜不僅是石仲泉是如此，中國過去有很多理論家都是這樣在思考，當黨已經宣佈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就認為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並且從這個觀點去做文章。這不僅是反對毛澤東的理論家，贊成毛澤東的理論家也是這樣在思考問題。我希望我的學生沒有人會這樣做、這樣想，即「中華民國憲法已經宣佈怎樣怎樣，所以我們就是怎樣怎樣」，現實當然不是如此。 

石仲泉就有這樣的問題，他認為兩個發展的階段之所以不同，就是從中間一刀切下去，這一刀就是「法的權利」，即憲法已經宣佈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是當作一個有待論證的結論，而不是當作一個預定的假設，不能當作是先驗的東西，更不能用法律與政治的層次決定的東西來取代真實社會的變化。即使在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還得看看是否真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在生產關係中是否已經變成「非資本主義」的性質，各種社會組織、生產關係、意識形態是否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這其中蘊含了一個關鍵問題，即，「何謂社會主義」？老實說也沒有人真正去界定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像一些主流的作法就是把一堆概念聯繫起來，宣稱「社會主義即什麼什麼」，像孫中山就說「社會主義即民生主義」，或說「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便是」。記得以前中學的教官在解釋三民主義時，拼命在解釋由於加了「便是」這兩個字，意思便完全不一樣，硬要解釋三民主義不是共產主義。民生主義並不是共產主義，因為中間加了「便是」，好像加了一個“大便”一樣，前面所說的話完全成為否定的意思。台灣的三民主義教育，的確會朝那個方向去想。因此要看實際情況，具體分析，做一些實際的生產關係的分析。有沒有「階級」？知識份子是不是工人階級，也要做具體分析。在現實社會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是不是已經沒有對立關係，當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已經混為一體，此時再說腦力勞動者也是勞動者，因此也是工人階級，而不是由黨來決定客觀社會的階級是否已經改變。石仲泉是有這種問題，他在很多地方都用「兩段論」的觀點在分析問題，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的第一個階段中，已經沒有商品生產、貨幣交換與階級差別，但是馬克思的觀點並非如此。石仲泉說馬克思是這樣認為：「因為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已經不存在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和階級差別…」[4]。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根本沒有這樣的觀點，甚至是正好相反的觀點，馬克思認為新社會帶有舊社會的痕跡，而不會一夕之間消失殆盡。石仲泉以他自己的設想替代了馬克思的設想，馬克思一再強調，新社會帶有舊社會的痕跡，這是不可避免的。「兩段論」的觀點很明顯的把社會主義社會當作與資本主義社會完全不相干的、嶄新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性質上與資本主義不同。為何性質不同？因為憲法宣佈是社會主義，整個性質因此而改變。

 

共產主義過渡時期

 

「兩段論」的觀點很容易發展為四個人類歷史的階段論，「階段論」認為人類歷史會分別經歷原始公社、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幾個階段，之後是共產主義階段。在過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個名詞會混用，經典作家必須花點心神去分別這兩個名詞的用法。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試圖要澄清這兩個名詞混用的問題，後來又做了一些解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第一次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觀念，以及怎麼樣進入共產主義，有人認為是列寧把所謂「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根據我所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與馬克思的一些作品，並沒有把社會主義社會當作一個固定的階段，一定必須具備某些僵固的條件，在這樣的定義下才能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我沒有看到任何經典作家的看法是如此，而是在很大程度的意義上，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觀點，馬克思認為存在著一個「革命轉變時期」，在政治上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5]。這個過渡時期，或長或短，馬克思不是算命仙，他只能預測發展的方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或稱為「轉變時期」的論點，我認為與其視為像制度一樣，有固定的典章制度，不如說是一個過程，是一種過渡。 

有這樣的了解之後，我所批判的第一點，就是石仲泉「兩段論」的形而上學觀點，它不是轉化的觀點，也不是過渡時期的觀點，也不是向對立面轉化，並從漸變到突變、量變到質變的觀點。更重要的，在共產主義的階段中，不僅還留有舊社會的痕跡，假如從生產方式來看，不僅會保留舊的而且是混合的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係，與各種相應的上層建築，這些舊的關係多少都會存在。舊社會的痕跡不僅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可能還有其他的社會關係。在一個具體的社會中，例如台灣，便保留很多過去社會的痕跡。雖然台灣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此之前，台灣曾經歷經過一段很長的封建社會的時期，地主與佃農關係是當時主要的社會關係，現今仍存在許多封建的思想。此外，還有一些從中國帶來的古老的奴隸制的關係，例如人身買賣，在台灣存在已久，到現在還沒有消失，雖然非法，但仍有人鋌而走險。這些社會關係都是不同生產方式下的產物。在一個具體的社會中，通常都是一個混合、組合（articulation）的狀況。「兩段論」的看法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第二點批判：割裂形式與內容

 

我批評石仲泉的第二點是，割裂形式與內容，他的文章很多地方談到形式與內容，常常用兩者互不相干的觀點，只有某種資產階級法權的形式、資產階級權利的形式，但是已經沒有相應的內容，這種觀點是不成立的。這不是辯證法的轉化觀點，而是形而上學的、跳躍的觀點。事實上，形式與內容是一種互相轉化的關係，應該視為彼此為對立面的兩個一組的對立的範疇，這組對立的範疇會不斷地向對立面轉化，在這樣的狀況下，在一定的形式下就會有相應的一定的內容，兩者會互相轉化，舊的形式會轉化為新的形式，舊的內容也會轉化為新的內容，而且彼此在一定的程度、一定的關係下，還是會繼續轉化，這種轉化通常是漸進的、量變的過程。形式與內容不是一刀兩斷、互不相干的，可以有某種形式，而內容是不相干的，有另外不同的內容，這是不可能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下，而內容卻改變為與資本主義的形式不相干，這種情形是不會存在的。形式本身也會轉化進而影響內容，這種互相影響、互相轉化的觀點，石仲泉不存在這個觀點，他是形而上學的、跳躍的觀點，在文章中有很多地方不難找出這樣的觀點，例如「性質改變了，但形式還是存在」[6]等等。

 

第三點批判：混同法的關係與經濟關係

 

石仲泉的第三個問題是混同了法的關係與經濟關係。經濟關係並不是取決於法律上如何制定，馬克思認為實際狀況應該是反過來，即經濟關係影響法的關係，當然，法的關係也會影響經濟關係，這才是辯證法的觀點。法律制定之後，長期來看，法的關係會影響經濟關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為什麼要革命？為何革命可以讓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社會進入到另一個不同的生產方式？假如都不能改變的話，革命有什麼用？革命是什麼？主要指的是政治與法律的一種權力的改變，換句話說，在不同的階級中，進行對上層建築——政治和法律的改變，尤其是對國家機器的改變。國家機器在不同的階級掌握之後，透過國家機器可以逐漸進行對生產關係的修改與限制，假如不是這樣的觀點，革命要做什麼？「革命無用論」的看法，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會慢慢變回資本主義，例如蘇聯與中國，這種觀點對社會主義革命是很大的打擊。冷戰之後，蘇聯與中國的蛻變，即「蘇東波」與中國轉化為資本主義，對全世界無產階級最大的打擊，就是革命是無用的，無論經歷怎樣的革命，生產關係終究會回頭。在台灣也存在這個理論上的困難，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在那些事件之前，可以振振有詞的說我們要社會主義，但今天如果有人這樣說，馬上會被人唱反調，認為社會主義遲早會變回資本主義，何必繞這種彎路。問題就在這裡，國家機器若不能改變什麼，當然革命就沒有用了，可是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正好不是這樣。透過國家機器，我們可以改變生產關係，改變生產關係之後，把對立的生產關係變成非對立的生產關係，在轉化的過程中，階級的對立消失，階級也會逐漸消失、自然消亡。國家做為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也會自然消亡。是在這種意義上，才談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麼？

 

馬克思所認為的革命的轉化時期，本來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專政，當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機器與政權之後，就是要轉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為何？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一個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麼？以蘇聯或中國的具體例子來看，我們看到革命之後，當掌握國家機器之後所建立的新的國家機器，是模仿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例如代議制，是由少數人經過選舉或不選舉，成立各種國家的管理機構，同樣地用軍隊、警察和監獄來進行武力統治，只是統治階級換了而已。這種國家機器的形式，無論是議會、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政治協商會議是由於歷史的需要，是國民黨欲成立但沒有完成，共產黨則把它完成。政協的產生完全不是原來的構想，這是國民黨的構想。政協的成立非但對實際運作沒有幫助，反而干擾了社會主義的建設。政協充斥著各種黨派的人，他們常常罵共產黨。問題不在於他們罵得對或錯，政協的作用應當不只如此，因為政協原來的構想是由統治的政黨來與其他黨派協商）等等，國家機器是模仿資產階級去建構的，不僅這樣，甚至黨機器也是模仿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像資產階級的政黨。有黨主席，由黨來決定總理的人選，經人民大會通過、認可，總理出來組閣，這哪一點不是資產階級想出來的玩意兒？ 

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機器的建立是模仿資產階級建立的東西，這樣的形式就會產生出相應的內容，產生很多官僚以及幹部的組織，這些組織都會在這部機器不斷生產與再生產，並且生產與再生產它的關係與權威，因此，在這種關係所建立的國家機器，長得跟資產階級一模一樣，身在其中的官僚與幹部進入這個體系後都在當官，假如身為黨委書記的幹部，官威可大得很。我去中國大陸鄉村參觀的時候，看到縣的黨委書記開著漂亮的法國進口轎車，穿著窄窄的褲子、很帥氣很合時宜的服裝，對農民吆喝擺官威，這不是現在，而是1972年的事情，是文革的高峰時期，還是有這種現象。到中國去第一個感覺，就是這裡的人跟在台灣看到的沒什麼不同，不但一模一樣，而且許多想法與官僚主義的作法比國民黨還糟，這竟然是共產黨呢？！因此，讓我心生「社會主義竟是這麼難走」的想法，社會主義是一定要走，但是真得這樣難走嗎？我是有這樣的憂慮和感嘆。有人覺得這種想法要不得，等於是承認革命革錯了。我不認為革命是革錯了。 

像石仲泉這些人都是投機主義者，他們可以從一夕之間從擁毛澤東變成反毛澤東，因此會有「中國文人無行」的說法，就是指中國文人很不知羞恥，他們從古至今都是政治掛帥。例如漢朝成立之後，董仲舒等為數眾多的文人上台，一夕之間都變成儒家，在此之前他們是百家齊放，各種想法都有。但是政權一旦改變，董仲舒上台做宰相，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有讀書人全部一夕之間轉為儒家。在此之前，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並不為人所重視。孔子曾經殺過一個人，叫做少正卯，他的才華很高，但孔子卻把他殺了，理由之一是他譁眾取寵。孔子在魯當一個小縣官時，便把他殺了，只不過是他講話「譁眾取寵」。今天看起來會認為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孔子有權可以殺人，只要知識份子與他看法不同，便可以剷除異己。這個故事就記載在論語裡面，我讀到時也覺得很驚訝。

 

第四點批判：割裂整體與個別

 

       第四個值得批判的論點是割裂整體與個別。石仲泉把個別的現象拿出來，將之抽象化，使其成為普遍的意義，因此不是用整體來看問題。這種將個別現象賦予普遍意義來扭曲事物本質的手法，這是宗教傳教或是打拳賣膏藥慣用伎倆，宗教傳教最愛用個別信徒來做見證，在佈道大會，安排一個個信徒上台做見證，讓聽眾以為信了教就必然會經歷相同的見證。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批評文化大革命亦是用這種手法，舉出某某人在文革受迫害來做見證，於是很多人同樣在文革受到迫害，所以文革很壞。這種以做見證來扭曲事物本質的手法之所以會成功，是利用人在思想上的缺陷，造成歸納法的錯覺，將個別現象扭曲為普遍意義。 

       大哲學家羅素有一個很有名的哲學雞的故事：每天清早農夫會撒一把米在地上給雞吃，因此這隻聰明的雞歸納出一定律：每天清早，跑到農夫跟前，必有早餐吃。有一天，有朋友拜訪那位農夫，因此農夫決定宰一隻雞來招待。那日，那隻聰明的雞，照常首先跑到農夫跟前，準備要吃早餐，哪知，卻成為農夫與來賓的午餐了。

 

石仲泉歪曲《哥達綱領批判》之「按勞分配」

 

除此之外，我還有一些批評。所謂按勞分配，石仲泉不清楚資本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死的勞動參加分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裡面所說的「分配」，是先把生產資料再生產的部份，即已用掉需補充的部份，包括原料與機器等等先補償回來。補償回來之後，所有公家的費用全部扣掉，再進行個別消費品的分配。資本主義是資本與活勞動一起參加分配，因此是按資本的大小進行分配──「按資分配」，分配完成之後再個別扣稅，現在的作法就是這樣：死勞動與活勞動一起參加分配，分配完成再個別扣稅。所以，只擁有活勞動的人就吃虧了，因為他必須和擁有死勞動的人一起扣稅，如此一來，資本家可以不是依靠他個人的活勞動，而是靠死勞動便能過活，這是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是石仲泉所謂的資本主義「按勞分配」的實質。 

為了要有所區別，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按勞分配必須是按勞分配，這點必須具體的分析，並不是「按勞分配」這個名詞存在，就一定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否只是活勞動參加分配？不見得是如此。中國走集體的道路，從互助組到初級社，都是死勞動有參加分配，假如社員提供一條牛來給初級社用，就要計算工資，因此一直到高級社的某個階段之後，這些生產工具入社，成為社的財產的一部分，社想辦法將它買下來或是分期付款，因此生產工具便不能參加分配。雖然不能參加分配，但是實際上已經被購買了，這就是「贖買」，對工商業公私合營的政策也是如此。一直到文革時期，資本家的工廠和機器廠房等等都是拿「定息」（固定利息），這是文革的原因之一，也是鄧派反對文革的一個原因。毛澤東要取消定息，鄧派非常反對，毛澤東認為定息就是不勞而獲，而且是死勞動參加分配。石仲泉似乎突然得了健忘症，這些事情好像都不曉得，似乎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沒有死勞動參加分配，他認為在社會主義與過去不同，毛澤東卻將它視為是有問題的。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著不勞而獲的定息，而且要取消定息很困難，當時個性魯莽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罵毛澤東的一點就是過快要把一些東西取消。事實上，從毛澤東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反對過快把商品取消，不僅如此，在他的〈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很反對工資等等不按照客觀的規律來實施。石仲泉這篇文章所說的毛澤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他的認知與我完全不一樣，顯然他所看到的毛澤東文章、文件與我不一樣，或者是他故意要污衊毛澤東。毛澤東是要按活勞動分配，即《哥達綱領批判》中「按勞分配」的觀點，石仲泉所反對毛澤東的，是認為毛澤東在反對按勞分配觀點，事實上是石仲泉並不了解《哥達綱領批判》中按勞分配究竟是什麼意思，即不按資分配，死勞動不參加分配。

 

石仲泉歪曲《哥達綱領批判》之「資產階級法權」

 

石仲泉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批判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權利的誤解，他在文章中提到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權利』的看法是含混不清的，離開了馬克思的原意的客觀性，而把它變為可以任意取捨的主觀價值判斷或政策措施」[7]，他批判的第一點是： 

毛澤東把按勞分配中等量勞動交換原則體現的「資產階級權利」，誤解為似乎按勞分配本身就是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權利，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義上使用的、不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資產階級權利」，同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來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權利混為一談，從而模糊了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同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的本質區別。[8] 

很顯然，馬克思用資產階級法權的意思，當然是指這是資產階級的觀點，而且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去看分配的問題。因此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是如何批判亞當斯密的斯密教條？他認為斯密教條是從分配去分析財富的來源，將分配所得中分割成幾類，再去尋找各類的分配是如何產生的。例如分配的一部分──工資是從哪裡產生的？它是從勞動所產生的。利潤是從哪裡產生的？它是從資本所產生的。地租是從哪裡產生的？它是從土地所產生的。但為什麼從土地產生，亞當斯密不了解其中的原因。後來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一個理論，有一部份是利用馬爾薩斯的理論，所謂「肥力遞減」的觀點，把土地分成不同的等級，從最低的等級開始，逐漸向較高等級發展時，慢慢就會生產一些新的價值，或是還有其他因素，例如靠近城市等等，都會使土地增值。在級差地租的觀點下，地租便自然形成了，這是從分配的觀點硬是找出來的理由。李嘉圖的這個觀點，就是強迫分配的結果。亞當斯密的想法就是如此，馬克思批評這是「斯密教條」。 

談到分配，當然是與生產分不開的，都是生產關係的一種。對生產工具的所有關係，在勞動中的相互地位，以及對生產產品的分配，即所得的分配，這些都會產生相應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有這幾方面，這幾方面實際上是同一種東西，即生產關係。雖然分配是生產關係的一方面，但是從分配來看，如亞當斯密，便看不到價值產生的真正原因。從生產來看，可以看到生產剩餘價值。生產剩餘價值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三個方面中互為關連的，並不是只是對生產工具所有的關係，例如私有制，才存在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當然是要保證剩餘價值的生產能夠持續下去，如果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讓沒有生產資料的人出賣他的勞動力。勞動力的買賣使資本家能進一步控制某些人的勞動、勞動條件與勞動時間，從勞動條件與勞動時間的改變可以生產更多剩餘價值。從這個基本的道理來看，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就已經決定了有什麼樣的分配方式。這些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已經都談清楚了，而且第一卷在1867年就已經發表了，在1875年馬克思寫作《哥達綱領批判》時批判那些認為生產是一回事，分配是另一回事的觀點，馬克思認為這是開倒車。馬克思批判拉薩爾派從分配去看，他說： 

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係早已經弄清楚，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9] 

把真實的關係丟掉，用分配方式去分析問題，而且用法的觀點來看公不公平的問題，這就是開倒車的思維。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了社會主義的分配與資本主義的分配是不一樣的，表面上都是同樣的分配形式，分配形式是什麼？就是等量勞動的交換形式，一種形式的等量勞動去交換另一種形式的等量勞動。資本主義是透過價值來衡量勞動，勞動產品（商品）的交換是要透過價值，例如商品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而商品價值的表現則藉由等價物、貨幣，用這一類的單位或第三者來衡量整個生產領域的價值關係，因此，工人的勞動是為了生產價值，在進行具體勞動的同時，形成抽象勞動，使生產可以社會化，並且生產出新的價值──價值增殖，整個生產出現了一個增殖的過程。具體勞動透過抽象勞動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可以進行增殖，這就是資本積累真正的秘密。這種生產關係表面上是按勞分配，按勞動的量來取得另一種形式的勞動量，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其衡量標準是價值，或是以價值的單位來進行衡量。透過價值的單位來衡量，表面上看來是平等的，實際上是根據價值相等的原理來分配，這就是所謂的「等價規律」、「等價關係」，但事情並不是如此。在平均運動中，在價值增殖的生產過程中，有很多個別的、具體的、特殊的勞動力的生產，無法得到平等的分配。談到平等，就不是等價，只是透過等價的原理來進行不平等的分配。資本主義的運作即是如此，透過價值，就會產生不平等的分配。在分配當中，整個轉化為價值，或是價值的轉化形式，如商品、貨幣、勞動力的價值等等，全部可以用價值來表現，它們也都是價值的表現形式。貨幣是價值的表現形式，即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表現形式，同樣的，商品也是。商品也是貨幣，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等人在解釋這一點時有困難，因此他們不了解貨幣的秘密。如果我們不僅了解貨幣是商品，同時也了解商品是貨幣，就會知道在等價形式中，貨幣形式必然會一步一步地發展出來。

 

資產階級法權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之所以有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分裂與二重性，主要是從勞動產品而來，因為勞動產品是商品，商品有其二重性，即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它的本質就是價值。由於勞動產品分化為互相對立的二重性，所以其勞動也二重化了，勞動便有了二重性。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帶來的結果，勞動的性質就是如此。為了要生產價值，勞動必須要有這種分裂，才會產生二重性。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出發，便不會了解剩餘價值如何產生，就是透過抽象勞動，以及生產背後的平均運動。有這樣的了解，資本主義生產透過價值作為第三者，來從事生產、消費、交換、分配，在這些不同的環節之中，透過價值與等價形式，以及在背後運轉的等價規律，從法與意識形態的觀點來說，即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認為這是平等的、公平的、不折不扣的分配，大家都是公平的。我跟你購買勞動力，如何使用它是我的權利，勞動力買賣這是等價規律，是在流通領域中按照價值規律在運轉。問題是透過價值作為媒介，價值本身是什麼？價值本身所代表的就是抽象勞動這個社會實體，抽象勞動這個社會實體又是什麼？我們只能看到一些關係，就是產生價值並進行社會化勞動的這些關係，但是並沒有看到抽象勞動。我們只看到具體勞動，抽象勞動是只存在於腦袋裡的東西，可是在資本主義中，透過價值，便存在於客觀世界。價值是什麼？是否只是抽象勞動？是否只是社會實體？這聽起來似乎很玄。實際上價值代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價值就是生產關係。進一步說，它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也包括生產關係。同樣的，資本也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也包括生產關係，它表示生產資料所有的關係即私有制的關係、雇傭關係，也表示資本主義按資分配，死勞動參加分配的關係，政治、法、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也是根據這些關係建立起來的。因此，資本主義所謂的公平，是私有制的、雇傭勞動以及按資分配的公平。今天我們所有的公平的觀念，就是這樣的內容。假如這樣的觀念不能解放，不能超越，便不知道這是侷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它是代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就會以為公平或平等是超乎具體的生產方式與社會而存在。但是，實際上根本不存在超乎具體社會的公平或平等。今天所謂公平或平等的概念，都是資本主義的公平和平等，即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三個方面的公平和平等。這種公平的概念在經濟上所反映的就是：價格在價值規律中的起伏、剩餘價值的分配以及整個生產條件是由少數人掌握在手裡等等。這些關係每天每日在工廠裡進行，同時每天每日生產與再生產這樣的關係，在《資本論》中有很詳盡的描述，這就是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增殖是什麼意思？增殖就是在這種生產關係中的死勞動與活勞動分配的結果。假如不這樣來了解資產階級的權利觀點，即所謂資產階級法權觀點，就不能真正地了解。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把產品與產品的價值分得很清楚，因此沒有理由說馬克思不了解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法權與非資本主義的法權關係。對石仲泉來說，馬克思所提的資產階級法權並沒有指向特定的生產關係，這是胡說八道。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把資產階級法權就是相應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觀點說得很清楚，但石仲泉卻把他說成「在特定的抽象意義上使用的、不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10]，這種講法表示石仲泉的理論水平奇差無比。

 

石仲泉將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一刀兩斷

 

在石仲泉對毛澤東的批判中，還有一個觀點，是毛澤東在理論上很重要的突破，但石仲泉並不能了解。這理論上的突破為何？一個生產方式的基礎結構，即經濟基礎及其生產關係，上面有其相應的上層建築，即所謂意識形態、政治、司法、國家機器等等，以及哲學、文學等等意識形態，我以前說過不要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視為兩層樓的觀點，而是不同層次的關係，這兩種不同層次的關係，石仲泉卻將它們分割開來，他無法了解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具有互相轉化的關係。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同時，上層建築——政治、司法、法律與意識形態也會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這種互相轉化的關係與辯證的關係是很重要的觀點，毛澤東將這種互相影響的關係稱為「反作用」，上層建築會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阿圖塞(L.Althuser)將這個問題變成歐洲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點，他認為上層建築會Overdeterminate經濟基礎，有人中譯為「泛決定」，徐崇溫則中譯為「多元決定」，我認為後者的翻譯較好。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或政治會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這種看法等於是打破了經濟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觀點，即認為一切都是單方向由經濟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阿圖塞有另一個用法，即用恩格斯在某封信所提到的「最後決定」、「歸根到底」這種觀點，一方面是經濟決定，但另一方面上層建築也會反過來決定經濟基礎，「歸根究底」是經濟決定，他是持這樣的觀點。這種說法曾經被質疑，所謂「最後決定」或是「歸根究底」的決定到底是什麼意思？到什麼時候才算是歸根究底？這種說法沒有一個“邊”，沒有界限或範圍，只是有一個方向。這種說法還不如毛澤東所說的反作用來的恰當，何時會反作用？到什麼程度才能稱為反作用？這要看具體情形而定，具體分析，這樣講就好多了。有人把毛澤東的「反作用」用另一個名詞，即Overdetermination來解釋。有些人將其繁瑣化，例如將A與B之間的Overdetermination，羅列許多種情況，在不同的情況，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等等，這是繁瑣哲學的毛病。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兩方的關係，最主要的，並不是一刀兩斷，不能用兩段論來看。我所批判的兩段論在這裡也說得通。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是一組對立統一的關係，會互相轉化，上層建築也會改變經濟基礎，例如藉由革命取得國家機器，改變政治、法律，也會改變經濟基礎。 

改變人的思想，也會改變經濟基礎。假如大家認為要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貪心、私慾與利潤，那整個社會風貌、經濟基礎會很不一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只求發財、不問結果，只為個人得利，不問集體功德，像現在台灣一般人的公德心蕩然無存，從停車走路等行為就會發現，大家都是自私自利。例如霸占門口的一塊地，變成他的停車場，但是那塊地根本不是他的，法律上也不准個人這樣做，在台灣卻變成大家都這樣做且理直氣壯的，假如有人把車停在他門前那塊地上，他馬上在車子輪胎上挖一個洞。這些人的思想完全是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想法，同時這個思想也會影響到經濟層面。主流庸俗的想法，假如大家都唯利是圖，經濟就會繁榮發展，不幸的是，資本主義本身有經濟危機，否則賺錢是件很痛快的事，但台灣若進入經濟危機就不痛快了，這完全不是主觀願望所能控制的。但是也由於大家都走向資本主義這條路，都接受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想法，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能夠繼續發展下去。 

做了這樣的解釋之後，便會發現石仲泉有這麼一個錯誤的觀點，認為政治是政治，經濟基礎是經濟基礎，彼此沒有反作用的關係，因此他無法了解毛澤東究竟在批評什麼，例如：  

毛澤東卻把「資產階級權利」的範圍擴大到分配關係以外。1958年，他曾列舉過「資產階級權利」在我們國家生活中的種種表現，除了列舉薪金制、工資等級制、計件工資等屬於分配關係的以外，還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列舉了許多。例如，他說：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以不平等態度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在有的講話中，又把三風五氣（三風指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五氣指官氣、暮氣、闊氣、驕氣、嬌氣），貓鼠關係（不平等的上下級關係），老爺態度，官僚主義，軍銜制等等，也說成是「資產階級權利」[11] 

石仲泉認為毛澤東所說的這些關係都不是資產階級權利，然而毛澤東所講的這些關係就是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因此怎能說這些關係與資產階級法權或是資產階級權利毫無關連呢？石仲泉所了解的資產階級法權與馬克思和列寧所理解的實在差距太大，他認為列寧在《國家與革命》把資產階級權利解釋成壞的方面，列寧加重的地方不對，重點也放在壞的方面，正面的方面則沒有解釋，因此列寧認為資產階級法權是壞的關係。然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所提到的資產階級法權難道會是好的關係嗎？難道不是壞的關係嗎？這種知識份子實在很讓人瞧不起，而他還是名列在中國前十名的大理論家。我們可以了解這些文人實在很無行，當然有部份是出於無知。

 

馬克思稱讚資產階級法權的平等？！

 

石仲泉非常離譜的錯誤是竟然以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所提的資產階級法權，是一種形式的等量勞動去換取另一種形式的等量勞動，以為馬克思是在稱讚資產階級平等的法權。馬克思的說法並不是如此，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法權是不平等的，表面上平等，實際上不平等，其中忽略了階級的差別與個人的差別等等。即使在社會主義所謂「按勞分配」的社會裡，也因為必須先扣掉公基金，有折有扣之後，才能進行個人生活資料的分配，而有些子女較多的家庭、個人能力比較強等等各種特殊的原因卻被平等化、平均化，因此是不公平的。馬克思在此所要指出的是，資產階級的平等法權實際上是一種不公平的法權，重點並不在於資產階級法權是一種等量勞動交換另一種等量勞動的交換關係，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服從的是等價關係，如此一來就不可能是平等的，透過價值作為第三者，全部的關係都不平等。雖然是等價關係，但是就是不平等。因為整個生產關係被平均運動與對立運動所抹平，在一個共同的、平均的價值尺度裡面去衡量，同時，個人能力的差別等等全部都被抹煞掉，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它本身不肯定平等。到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階段，解決了一部份的問題，就是不必透過價值來做為媒介，直接把貢獻到社會的勞動，按照比例分配回來。這看起來好像是解決了價值作為第三者的問題，但並沒有解決公平性的問題，仍然是不公平，這才是馬克思的看法。 

但是石仲泉卻把馬克思的看法扭曲為資產階級法權是公平的法權，根本是完全相反的觀點，這是石仲泉為了要罵毛澤東，所耍弄的手段。我並不是說毛澤東不能罵，毛澤東從神降為人，我覺得很好。在我的眼中，毛澤東本來就是人，從來不把他視為神。對我來說，石仲泉把毛澤東視為人，我覺得很好，但也不能用無知去侮辱或曲解，甚至故意去曲解毛澤東的觀點。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對“資產階級權利” 名詞的誤解？！

 

對於文化大革命，石仲泉認為毛澤東誤解 “資產階級權利”是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理論的根源，毛澤東曾指出：「領導工廠的黨委書記、副書記，搞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獎金掛帥等等，是修正主義路線」[12]，因此，石仲泉認為在毛澤東看來「既然所有制問題沒有解決，許多單位的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走資派』大搞『物質刺激』、『獎金掛帥』等等『資產階級權利』，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存在資本主義的關係，那麼發動文化大革命，開展奪權鬥爭，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了」[13]對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石仲泉的批評是：「毛澤東對按勞分配中『資產階級權利』的誤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造成了嚴重後果。」[14] 

毛澤東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作法，因為在工資上有八級工資制、計件工資，在意識形態上有三風五氣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是有雇傭關係，工廠裡的經理比老闆更官僚，一個新的階級正在形成，在黨內掌握領導權，在國家掌握國家機器，在工廠掌握工廠的領導權，這一群人成為新的社會的統治階級，假如不推翻的話，又會回到過去的舊的生產關係，存在著資產階級復辟的問題，因此毛澤東認為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在這種情況下，石仲泉認為毛澤東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說毛澤東反對資產階級法權是誤解錯了。然而，毛澤東發動文革並不是這個名詞的緣故，即使對這個名詞有所誤解，但是，毛澤東所說的八級工資、計件工資、雇傭關係以及三風五氣，這是實際上存在的情形。你可以說毛澤東解釋資產階級法權有錯，但是他所指出的現象都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能因此就認為不應該發動文革，假如文革是為了要反對這些腐敗的現象，而不是為了反對一個名詞。問題不在於名詞解釋錯誤，沒有照馬克思的原意去解釋。但是有沒有這些現象存在？石仲泉也不敢說沒有，只能說有一些「不良現象」、「弊病」。但這些「弊病」難道只是簡單的弊病嗎？我們看到整個文革的發動，從學校反對學術的惡霸開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已近二十年了，在學術中還搞一些壓人的手段，在工廠裡的經理「管、卡、扣、罰」，這是資產階級的管理方式，工人根本無法參與工廠生產以及各種分配的決定，完全沒有權利參與。這些問題都突顯出革命後究竟有什麼改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問題。 

在中國的經驗裡，農村是走集體的道路，城市的工廠是走國有制的路，這兩條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成功的。從生產力來說，有記錄的統計數目都顯示出這是成功的經驗，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現況則是失敗的狀況。為什麼會失敗？這是我們應該進一步去檢討的問題，究竟是不是資產階級復辟？是資產階級力量重新復辟，在共產黨裡面找到代理人，又有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復辟。從鄧派上台這二十年的時光，我們看到中國新的一批資產階級又上台了，包括整個共產黨都在改變。至於如何做分析、如何去了解，根據我們所掌握的分析工具，以及一些理論的基礎，我們對中國的變化也多少可以摸到一些眉角，而不完全是盲目的、捉摸不清的，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情勢複雜的國家，其社會存在許多矛盾，不是用裙帶關係或是簡單的個人恩怨可以解釋清楚的，我們了解這些理論，就是要進行整個階級分析，整個意識形態到經濟各方面的分析。

 

以客觀的現實與矛盾來批判

 

從石仲泉的分析中，其最大的問題在於對中國社會完全沒有分析，全盤否定毛澤東的觀點，徹底認為他是錯的。但是中國社會在當時究竟是什麼情況？他隻字未提。若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他應該以現實來反駁毛澤東，但在毛澤東指出官僚主義、貪污舞弊、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三風五氣、宗派主義等等各種現象時，石仲泉卻隱匿實情，粉飾太平，似乎整個社會都沒有矛盾，好像只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製造矛盾，這樣的批評是很難令人信服。石仲泉不是以客觀的現實來批判毛澤東，而是以毛澤東所使用名詞的對錯來攻擊他，在我看來，毛澤東在使用名詞上比石仲泉來的正確多了，更靠近馬克思的原意。雖然我認為毛澤東有些用法可能不精確，到最後就變成任何現象都可以歸為資產階級法權，由於毛澤東在使用名詞上不是很清楚，因此會被很多人誤用，變成打擊政敵的一個含糊的說法，對政敵的所作所為就會通通打成資產階級法權，把對方一棍子打死，很容易造成一些冤獄以及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是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社會的問題，那時的社會矛盾究竟存不存在才是應該批判的，而不是把焦點放在毛澤東使用名詞上是否誤用的問題。 

石仲泉是被認為在反毛澤東的隊伍中，屬高理論水平的知識份子，他可能是排名前十名的理論家。如屬實，那麼石仲泉所反映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了解那樣的貧乏可憐，對中國現實如此缺乏分析力，使我對於中國在理論方面的學習與發展的情況，內心的恐懼與戰慄油然而生。中國社會主義走到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如此的差，竟也走了數十年，我認為實在是奇蹟。這些大理論家居然對《哥達綱領批判》如此不了解，而且他們都是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家，是在詮釋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樣繼續下去，即使不是鄧小平出來奪權，毛澤東死了以後，社會主義道路也走不下去了。我們必須把這套理論重新建立起來，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他的方法。我們可以用它來分析台灣社會，跟人辯論時，是以台灣社會的客觀現實與矛盾來批判他們理論的錯誤，而不是咬文嚼字，侷限在《資本論》引用錯誤的問題上。對於石仲泉這篇文章的批判，希望有助於我們理論的批判能夠向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