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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7.03.01

 

千言萬語一句話:不敢向利潤開刀──西進論戰反思

鹿呦

 

  去年底至今年初,「自由時報」興起了一波關於西進中國的論戰,一方是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另一方則是以國策顧問黃天麟為代表的其它眾多獨派人士。按理說,西進中國無論是對中國或台灣的工農大眾而言,影響重大,但是雙方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台獨能否成立,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台灣和中國的人民群眾會被如何對待,根本不是他們關心的事,除非會影響到「台獨」。君不見林濁水在提出「台資西進最多的1990年代,也是台獨民意高漲的年代」的論點之後,反對林濁水的人也對此一論點閉了嘴。難道他們不知道,1990年代,台灣的資本外移和由此造成的結構性失業,也正是往上衝高且居高不下的時候?[1]難道他們不知道,1990年代,台灣的勞資爭議件數,正是與日俱增的時候?而資產掏空、資本外移,正是引起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2]

由此可見,同樣對於西進中國這件事情的評估,立場不同,角度不同,看待的重點就不同。

要衡量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經變化及其對人民利害的影響,都要同時考察資本和勞動這兩個部分,才能清楚看到在這些變化當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是被拉近了還是被拉遠了,由此才能真正了解人民利害所在。在資本主義中,社會總產品價值扣除了必要的折舊、補償和預備金之外,只剩下剩餘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經轉化後成為利潤和工資(地租暫不列入),工資為直接勞動者所有,利潤則是資本家以所有權的形式對工人的勞動成果的無償佔有,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在社會總價值已定的前提下,工資增加則利潤下滑,反之亦然。對於勞動者而言,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情況下,增加工資意味著生活壓力的減輕和生活品質的提升。資本的性質在於剝削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形成資本積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因而利潤的增加不但是資產階級豪奢縱情的來源,也是資本主義進行擴大再生產以進一步積累的必要手段。當勞動者的生活受到不利的影響進而抗議時,讓資本的利潤下降,工資上升,或作為實際的加薪手段,或以稅收方式增加福利和公共支出,如此才能拉近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差距。

 那麼,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錢進中國」的舉措,使得台灣和中國的勞資力量對比,是拉近還是拉遠了呢?從上述台灣的結構性失業和勞資爭議的情形來看,是被拉遠了,而且情況遠不只是如此。

 1980年代中期起,台灣的民間資本便有了資本過剩的現象,輿論一片「熱錢聲,游資到處亂竄,大家樂、六合彩應聲而起,這些熱錢即因無法透過擴大再生產轉化成為資本、執行資本的職能,故而造成社會經濟的亂象。現在看來,當時台灣的資本,扣掉投機炒作之外,正常管道下大體上有三條出路:一是進行產業升級,由傳統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二是迫使國營事業民營化,將全民資產轉變成少數人的私產;三是資本外移,將原有的資本向外國投資。國企民營化問題牽涉甚多,在此先按下,而產業升級和資本外移卻是息息相關的。

 台灣的產業是有一些做到了產業升級,但大多並不是因為自身的研發而完成的,而是其國際上游的技術升級而被帶動起來的。這種國際之間縱向的產業升級,並未帶動國內全面性的產業升級,這與台灣的國際分工位階有關。歐美先進國家之所以能在一九六0年代開始進行全面性的產業升級,除了自身開創出新興行業(多半是以瓜分剩餘價值而非創造剩餘價值的資本為主,如職業運動、廣告、品牌的結合)、發展原有的老舊行業(主要在把奢侈品量產,如賓士車、名牌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移出的產業當中,仍然掌握了生產的關鍵技術和生產能力,尤其是第一部類當中有關高級生產設備的生產能力(而非原材料或半成品)。先進國家掌握了關鍵技術和設備生產的能力,同時也就掌握了規格,掌握了規格意味掌握了國際市場,因為全球大多數規格化商品的消費市場和使用習性,早已被先進國家長期的商品生產和消費所決定,代工廠所生產的商品是以歐美為主要市場的,故同類商品必須按同一規格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產業升級,只能隨著國際各種行業類別的變化進行縱向升級,而不能按自身的需要產生橫向連繫,彼此帶動升級。而台灣本身缺乏自然資源和基礎工業,內需市場又不夠大,許多關鍵技術和生產能力不是沒有,但是自行生產本過高,不利於國外競爭,而自身內需市場太小,根本無法發展。就品牌方面,以加工出口起家的廠商,除了極少數成功的自創品牌(如捷安持),技術層級不高,大多數仍是代工性質,而目前看來,多數的代工資本是不需要也無能力發展成自有品牌的:只要代工的類別是其它國家以更低的工資和土地成本就可取代的,而不需要太高素質的勞動力和技術水平,那麼品牌是無用的。台灣的資本沒有對於直接消費者建立品牌的需要,就無需花錢在建立形象上,職業運動、品牌廣告的花費和投資就非常少。台灣的資本性格,就在這種國際分工體質之下,成為唯利是圖、不顧形象的經營模式。

 產業內部沒有升級的代工廠,或已經是技術層很低的產業,為了維持原有的利潤率,既不能再以產業升級、技術更新創造更多的相對剩餘價值、刮分更多的超額利潤的情況下,還是得回到馬克思所指出的,用另一種方式創造相對剩餘價值:壓低工資到正常勞動力價值以下、增加勞動強度,或者打絕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主意,即延長工時。如果本國的勞工意識已經形成、不再能任由資本擅自作出這樣的「調節時,資本外移便是其考量的出路。

 資本如何外移?外移到哪堙H資本外移之後對台灣的社會經濟有何影響?這一連串的問題,資本的代理人從未想過,也不想要負責任。政府和專家們不能說沒想到這些問題,但是最後卻選擇了有利於資本、不利於人民的舉措:在政府和專家學者的說法中,只要有利於資本,就有利於經濟發展,因而就有利於全社會和人民,他們從不坦白向大眾承認,資本和人民之間、資本和全社會之間、資本和勞動之間是會有矛盾、對立的。

 1990年代,台灣的政府透過政治和外交手段,極欲把台灣的資本引向東南亞和中南美洲,為的就是怕台資西進中國,原因當然是政治考量大於經濟考量。根據經濟部長黃營杉的說法,截至2005年底止,台商在東南亞投資金額累計約達475.1億美元(此一數字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統計總數)。投資中南美洲則相對少很多,許多鞋廠和成衣廠是因為要取得美國國內市場的配額才去的。因此,從投資的額度和數量顯示,錢進中國還是大勢所趨。以2005年為例,投資中國已占全台對外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佔了中國的「國外直接投資FDI)約有一半。毋庸諱言,目前台資是中國最大宗的FDI,台商投資的領域,以前多集中在傳統製造業,如今能源、倉儲、房地產、教育衛生、商業零售、金融、旅遊等行業日趨增多,高科技產業也是。這些西進中國的資本,不只要廉價的勞動力,還把中國作為其產品消費的腹地,因而預先在中國大陸佈局。包括太平洋百貨、丹尼斯百貨、頂新、全家便利商店,以及大潤發量販等等商品資本,皆是以中國的內需市場為其獲利的主要考量。可是這些資本「錢進中國」,又往往是以「債留台灣」的方式進行的,結果又造成台灣內部經濟秩序的混亂,苦果則由一般民眾吞。陳由豪、王又曾的事例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如果人們承認,資本的積累是建立在對勞工剩餘價的剝削之上,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戰後至今短短幾十年,即使扣掉這些資本家祖產中的「第一筆資本(更何況許多人是靠非法營利、特權超貸起家的),台灣的勞工創造了多少財富和價值,讓台灣的資本家「全球佈局、西進中國」的!可是台資全球佈局之後,台灣的勞工,不論是前途或「錢途」,是變好還是變壞呢?自1960年代起先進國家及後來的新興國家陸續的資本外移,對外移國家和引進國家的工人,是有利還是有害呢?

1960年代,美國開放自己國內市場提供亞洲四小龍、菲、墨等國加工出口,同時也造成美國國內的工資下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巴西、印度及前蘇聯加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後,全球勞工供給增加了一倍,造成已開發國家勞工工資停滯以及利潤快速增加的現象,而中國的貢獻則是其它三國加起來的兩倍!對於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這些號稱「金磚四國的國家們的參與,改變了富有國家國民所得中利潤和工資的比例。以 2004 年為例,美國稅後利潤佔GDP的比例是 75 年以來的新高,歐盟和日本也達 25 年來的新高。中國加入了國際分工體系之後,不但以世界工廠之姿出現在世人面前,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緩衝,1997年亞洲金風暴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當時如果人民幣沒有緊釘美元而隨之貶值,問題可能會更嚴重,但中國工農大眾因此一政策所受的苦更深:國內出口下降,内需不足,農產品無處可賣,失業率攀升。

中國的名目工資表面上看來,是隨著經改的腳步慢慢增加,可是實質工資卻是減少的:許多原本國家辦理的福利事業和基本生活的低額消費,在市場化的過程當中快速商品化,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得要靠名目工資來支付,但價格卻是一日三級跳。農村集體化解散之後,水利設施破敗了再也沒錢沒組織力量可以修整,除了包產到戶的初期至1986年以前還有甜頭可說,如今農業收成雖好(主因是化肥,其次才是包產的效果),可是農業收入即使在廢除農業稅之後,溫飽都還是有問題,大量農民工離鄉工作,成了台資廉價勞動力的重要來源,也成了中國國內非法礦場的主要冤魂。那些原本的國企轉為民營化的過程當中,國產變私產、國企工人成為下崗遊民。中國國內某些專家學者們大聲呼籲要「工業回饋農業,問題是,如果是以工資縮減或農產品價格提高的方式來回饋農業,中國的資產階級倒也不怎麼在意,但是如果要訴究這些資產的來源、企業利潤與工資的比例等,「否定改革」的大帽子就壓了下來!

而台灣呢?從19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和失業率處於日益惡化的情形,雖然沒有一個官方統計數字直接指出這些情形與錢進中國的相關性,但從來也沒有人敢否認其間的關連性。台灣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循環,現在已經由台灣內部循環,變成是在台海兩岸之間循環,但是在這個循環當中,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部分,有很大一部分由於中國的法令限制而流不回台灣,又有很大一部分又是資本自身為求在中國佈局而不願意回台灣。而大部分台資內部工資的領取和發放、工人的就業和新就業的創造、工資的消費和儲蓄,都是在中國完成的,不是在台灣完成的。這才是台灣工人面臨的真正危機。

   台灣當局面臨這樣的情況,不是思考如何管制資本要求足額支付工資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是引進外勞!企業為保持自身的利潤率於不墜,在產業升級上不去(或不想上去)的情況下,希望能有更廉價的勞動力。「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已經直接了當說出來了,他要求「政治不要干預經濟,讓企業缺工時引進外勞即可,如此一來台灣勞工和外勞可以互利共榮,這樣台資也不會外移了。這位天真而毫不隱瞞自己觀點的企業主,卻忘了一件事:外勞可以「自由引進」嗎?如果不是政治操作和政府干預,東南亞國家的政府會有計劃地將自己的國民送到國外打工?台灣會有計劃地引進外勞?在資本需要國家的時候,台商就大嘆政府無能;在資本不需要國家的時候,「政治不要干預經濟」、「讓市場自行調節的濫調就又搬了出來,這就是台灣的資本!

 可是台灣的政府還是做出高為邦所想要的事情,問題是,高為邦還認為不夠!工資的國際差異已成為資本玩弄各國勞工命運的槓桿:只要你再餓飽吵,我就外移!

   問題就在於,始終沒有一個台灣官員敢挑戰資本的利潤和利潤率!其實只要降低一點利潤率,台灣工資就能夠維持既有的水準;只要從利潤中再多抽取一些稅收,政府就可以逐步解決福利和失業的安置;只要這些稅收針對特定的問題進行特定的使用和安排,台灣的學費、環保支出和健保費用等,都可以得到緩解。台灣的資本如今一方面不斷外移,一方面還要脅國內工人。台灣的工人和其它社運團體也加入了要求資本負責的行列,也造就了1980年代末到1990初台灣社會運動的倡旺。可是台灣的資本既無能力在國際競爭中獲取超額利潤,卻又不願意減少自身的奢侈花費、檢討自己的經營策略,更從不反省長期以來高額的利潤率是台灣長期以來低工資、高工時、低環保代價;所創造出來的。面對國際間更低工資的競爭壓力,台灣的資本永遠只抱怨台灣的工人不勤勞、不願做牛,比較累、比較髒、比較危險的工作都不願做!可是,要台灣的工人以一個月二、三萬元的代價接受那些工作,連自己都養不活,何況家小?難道要台灣的工人過著非人生活嗎?企業卻還連一點利潤率都不願意犧牲!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曾經提出對錢進中國的資本課以「國安捐的陳師孟,只是從政治考量上,而非全盤社會經濟的思考,但卻飽受企業責難:重點不在這個捐國不國安,而是針對資本利得而來。即使親貴如陳師孟者,只要用任何名義向利潤開刀,都犯了資本家的大忌。可是,上述這些問題,其根源便在於資本外移造成的,真要有所解決,就一定要向利潤課稅! 

就在最近,台聯與李登輝,也在湊熱鬧,說什麼要走「中間偏左路線。在新潮流向錢進中國靠攏的同時特別有話題。很多人都很清楚李登輝的作法只是要用左右區隔出新的選舉市場。不論在什麼動機之下,一個人要從右轉向左,可以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只有口號。上梁山泊也要有個投命狀,李登輝和台聯如果真要走中間偏左路線,那麼就先推個法案,向利潤開刀吧!

 

 

 

 


 

[1]辛炳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的影響與因應」,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資料網http://rcted.ncu.edu.tw/digest_view.php?serial=171

[2] 洪明偉,「企業購案中政府政府角色的探討:以台灣銀行業併購為例etd.lib.nsysu.edu.tw/ETD-db/ETD-search/getfile?URN=etd-0702101-114506&filename=etd-0702101-11450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