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7.03.01
千言萬語一句話：不敢向利潤開刀──西進論戰反思
鹿呦
去年底至今年初，｢自由時報｣興起了一波關於西進中國的論戰，一方是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另一方則是以國策顧問黃天麟為代表的其它眾多獨派人士。按理說，西進中國無論是對中國或台灣的工農大眾而言，影響重大，但是雙方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台獨能否成立，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台灣和中國的人民群眾會被如何對待，根本不是他們關心的事，除非會影響到｢台獨｣。君不見林濁水在提出｢台資西進最多的1990年代，也是台獨民意高漲的年代｣的論點之後，反對林濁水的人也對此一論點閉了嘴。難道他們不知道，1990年代，台灣的資本外移和由此造成的結構性失業，也正是往上衝高且居高不下的時候？[1]難道他們不知道，1990年代，台灣的勞資爭議件數，正是與日俱增的時候？而資產掏空、資本外移，正是引起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2]
由此可見，同樣對於西進中國這件事情的評估，立場不同，角度不同，看待的重點就不同。
要衡量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經變化及其對人民利害的影響，都要同時考察資本和勞動這兩個部分，才能清楚看到在這些變化當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是被拉近了還是被拉遠了，由此才能真正了解人民利害所在。在資本主義中，社會總產品價值扣除了必要的折舊、補償和預備金之外，只剩下剩餘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經轉化後成為利潤和工資（地租暫不列入），工資為直接勞動者所有，利潤則是資本家以所有權的形式對工人的勞動成果的無償佔有，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在社會總價值已定的前提下，工資增加則利潤下滑，反之亦然。對於勞動者而言，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情況下，增加工資意味著生活壓力的減輕和生活品質的提升。資本的性質在於剝削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形成資本積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因而利潤的增加不但是資產階級豪奢縱情的來源，也是資本主義進行擴大再生產以進一步積累的必要手段。當勞動者的生活受到不利的影響進而抗議時，讓資本的利潤下降，工資上升，或作為實際的加薪手段，或以稅收方式增加福利和公共支出，如此才能拉近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差距。
那麼，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錢進中國｣的舉措，使得台灣和中國的勞資力量對比，是拉近還是拉遠了呢？從上述台灣的結構性失業和勞資爭議的情形來看，是被拉遠了，而且情況遠不只是如此。
1980年代中期起，台灣的民間資本便有了資本過剩的現象，輿論一片｢熱錢｣聲，游資到處亂竄，大家樂、六合彩應聲而起，這些熱錢即因無法透過擴大再生產轉化成為資本、執行資本的職能，故而造成社會經濟的亂象。現在看來，當時台灣的資本，扣掉投機炒作之外，正常管道下大體上有三條出路：一是進行產業升級，由傳統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二是迫使國營事業民營化，將全民資產轉變成少數人的私產；三是資本外移，將原有的資本向外國投資。國企民營化問題牽涉甚多，在此先按下，而產業升級和資本外移卻是息息相關的。
台灣的產業是有一些做到了產業升級，但大多並不是因為自身的研發而完成的，而是其國際上游的技術升級而被帶動起來的。這種國際之間縱向的產業升級，並未帶動國內全面性的產業升級，這與台灣的國際分工位階有關。歐美先進國家之所以能在一九六０年代開始進行全面性的產業升級，除了自身開創出新興行業（多半是以瓜分剩餘價值而非創造剩餘價值的資本為主，如職業運動、廣告、品牌的結合）、發展原有的老舊行業（主要在把奢侈品量產，如賓士車、名牌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移出的產業當中，仍然掌握了生產的關鍵技術和生產能力，尤其是第一部類當中有關高級生產設備的生產能力（而非原材料或半成品）。先進國家掌握了關鍵技術和設備生產的能力，同時也就掌握了規格，掌握了規格意味掌握了國際市場，因為全球大多數規格化商品的消費市場和使用習性，早已被先進國家長期的商品生產和消費所決定，代工廠所生產的商品是以歐美為主要市場的，故同類商品必須按同一規格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產業升級，只能隨著國際各種行業類別的變化進行縱向升級，而不能按自身的需要產生橫向連繫，彼此帶動升級。而台灣本身缺乏自然資源和基礎工業，內需市場又不夠大，許多關鍵技術和生產能力不是沒有，但是自行生產本過高，不利於國外競爭，而自身內需市場太小，根本無法發展。就品牌方面，以加工出口起家的廠商，除了極少數成功的自創品牌（如捷安持），技術層級不高，大多數仍是代工性質，而目前看來，多數的代工資本是不需要也無能力發展成自有品牌的：只要代工的類別是其它國家以更低的工資和土地成本就可取代的，而不需要太高素質的勞動力和技術水平，那麼品牌是無用的。台灣的資本沒有對於直接消費者建立品牌的需要，就無需花錢在建立形象上，職業運動、品牌廣告的花費和投資就非常少。台灣的資本性格，就在這種國際分工體質之下，成為唯利是圖、不顧形象的經營模式。
產業內部沒有升級的代工廠，或已經是技術層很低的產業，為了維持原有的利潤率，既不能再以產業升級、技術更新創造更多的相對剩餘價值、刮分更多的超額利潤的情況下，還是得回到馬克思所指出的，用另一種方式創造相對剩餘價值：壓低工資到正常勞動力價值以下、增加勞動強度，或者打絕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主意，即延長工時。如果本國的勞工意識已經形成、不再能任由資本擅自作出這樣的｢調節｣時，資本外移便是其考量的出路。
資本如何外移？外移到哪裏？資本外移之後對台灣的社會經濟有何影響？這一連串的問題，資本的代理人從未想過，也不想要負責任。政府和專家們不能說沒想到這些問題，但是最後卻選擇了有利於資本、不利於人民的舉措：在政府和專家學者的說法中，只要有利於資本，就有利於經濟發展，因而就有利於全社會和人民，他們從不坦白向大眾承認，資本和人民之間、資本和全社會之間、資本和勞動之間是會有矛盾、對立的。
1990年代，台灣的政府透過政治和外交手段，極欲把台灣的資本引向東南亞和中南美洲，為的就是怕台資西進中國，原因當然是政治考量大於經濟考量。根據經濟部長黃營杉的說法，截至2005年底止，台商在東南亞投資金額累計約達475.1億美元（此一數字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統計總數）。投資中南美洲則相對少很多，許多鞋廠和成衣廠是因為要取得美國國內市場的配額才去的。因此，從投資的額度和數量顯示，錢進中國還是大勢所趨。以2005年為例，投資中國已占全台對外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佔了中國的｢國外直接投資｣（FDI）約有一半。毋庸諱言，目前台資是中國最大宗的FDI，台商投資的領域，以前多集中在傳統製造業，如今能源、倉儲、房地產、教育衛生、商業零售、金融、旅遊等行業日趨增多，高科技產業也是。這些西進中國的資本，不只要廉價的勞動力，還把中國作為其產品消費的腹地，因而預先在中國大陸佈局。包括太平洋百貨、丹尼斯百貨、頂新、全家便利商店，以及大潤發量販等等商品資本，皆是以中國的內需市場為其獲利的主要考量。可是這些資本｢錢進中國｣，又往往是以｢債留台灣｣的方式進行的，結果又造成台灣內部經濟秩序的混亂，苦果則由一般民眾吞。陳由豪、王又曾的事例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如果人們承認，資本的積累是建立在對勞工剩餘價的剝削之上，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戰後至今短短幾十年，即使扣掉這些資本家祖產中的｢第一筆資本｣（更何況許多人是靠非法營利、特權超貸起家的），台灣的勞工創造了多少財富和價值，讓台灣的資本家｢全球佈局、西進中國｣的！可是台資全球佈局之後，台灣的勞工，不論是前途或｢錢途｣，是變好還是變壞呢？自1960年代起先進國家及後來的新興國家陸續的資本外移，對外移國家和引進國家的工人，是有利還是有害呢？
1960年代，美國開放自己國內市場提供亞洲四小龍、菲、墨等國加工出口，同時也造成美國國內的工資下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巴西、印度及前蘇聯加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後，全球勞工供給增加了一倍，造成已開發國家勞工工資停滯以及利潤快速增加的現象，而中國的貢獻則是其它三國加起來的兩倍！對於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這些號稱｢金磚四國｣的國家們的參與，改變了富有國家國民所得中利潤和工資的比例。以 2004 年為例，美國稅後利潤佔GDP的比例是 75 年以來的新高，歐盟和日本也達 25 年來的新高。中國加入了國際分工體系之後，不但以世界工廠之姿出現在世人面前，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緩衝，1997年亞洲金風暴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當時如果人民幣沒有緊釘美元而隨之貶值，問題可能會更嚴重，但中國工農大眾因此一政策所受的苦更深：國內出口下降，内需不足，農產品無處可賣，失業率攀升。
中國的名目工資表面上看來，是隨著經改的腳步慢慢增加，可是實質工資卻是減少的：許多原本國家辦理的福利事業和基本生活的低額消費，在市場化的過程當中快速商品化，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得要靠名目工資來支付，但價格卻是一日三級跳。農村集體化解散之後，水利設施破敗了再也沒錢沒組織力量可以修整，除了包產到戶的初期至1986年以前還有甜頭可說，如今農業收成雖好（主因是化肥，其次才是包產的效果），可是農業收入即使在廢除農業稅之後，溫飽都還是有問題，大量農民工離鄉工作，成了台資廉價勞動力的重要來源，也成了中國國內非法礦場的主要冤魂。那些原本的國企轉為民營化的過程當中，國產變私產、國企工人成為下崗遊民。中國國內某些專家學者們大聲呼籲要｢工業回饋農業｣，問題是，如果是以工資縮減或農產品價格提高的方式來回饋農業，中國的資產階級倒也不怎麼在意，但是如果要訴究這些資產的來源、企業利潤與工資的比例等，｢否定改革｣的大帽子就壓了下來！
而台灣呢？從19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和失業率處於日益惡化的情形，雖然沒有一個官方統計數字直接指出這些情形與錢進中國的相關性，但從來也沒有人敢否認其間的關連性。台灣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循環，現在已經由台灣內部循環，變成是在台海兩岸之間循環，但是在這個循環當中，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部分，有很大一部分由於中國的法令限制而流不回台灣，又有很大一部分又是資本自身為求在中國佈局而不願意回台灣。而大部分台資內部工資的領取和發放、工人的就業和新就業的創造、工資的消費和儲蓄，都是在中國完成的，不是在台灣完成的。這才是台灣工人面臨的真正危機。
台灣當局面臨這樣的情況，不是思考如何管制資本要求足額支付工資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是引進外勞！企業為保持自身的利潤率於不墜，在產業升級上不去（或不想上去）的情況下，希望能有更廉價的勞動力。｢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已經直接了當說出來了，他要求｢政治不要干預經濟｣，讓企業缺工時引進外勞即可，如此一來台灣勞工和外勞可以互利共榮，這樣台資也不會外移了。這位天真而毫不隱瞞自己觀點的企業主，卻忘了一件事：外勞可以｢自由引進｣嗎？如果不是政治操作和政府干預，東南亞國家的政府會有計劃地將自己的國民送到國外打工？台灣會有計劃地引進外勞？在資本需要國家的時候，台商就大嘆政府無能；在資本不需要國家的時候，｢政治不要干預經濟｣、｢讓市場自行調節｣的濫調就又搬了出來，這就是台灣的資本！
可是台灣的政府還是做出高為邦所想要的事情，問題是，高為邦還認為不夠！工資的國際差異已成為資本玩弄各國勞工命運的槓桿：只要你再餓飽吵，我就外移！
問題就在於，始終沒有一個台灣官員敢挑戰資本的利潤和利潤率！其實只要降低一點利潤率，台灣工資就能夠維持既有的水準；只要從利潤中再多抽取一些稅收，政府就可以逐步解決福利和失業的安置；只要這些稅收針對特定的問題進行特定的使用和安排，台灣的學費、環保支出和健保費用等，都可以得到緩解。台灣的資本如今一方面不斷外移，一方面還要脅國內工人。台灣的工人和其它社運團體也加入了要求資本負責的行列，也造就了1980年代末到1990初台灣社會運動的倡旺。可是台灣的資本既無能力在國際競爭中獲取超額利潤，卻又不願意減少自身的奢侈花費、檢討自己的經營策略，更從不反省長期以來高額的利潤率是台灣長期以來低工資、高工時、低環保代價；所創造出來的。面對國際間更低工資的競爭壓力，台灣的資本永遠只抱怨台灣的工人不勤勞、不願做牛，比較累、比較髒、比較危險的工作都不願做！可是，要台灣的工人以一個月二、三萬元的代價接受那些工作，連自己都養不活，何況家小？難道要台灣的工人過著非人生活嗎？企業卻還連一點利潤率都不願意犧牲！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曾經提出對錢進中國的資本課以｢國安捐｣的陳師孟，只是從政治考量上，而非全盤社會經濟的思考，但卻飽受企業責難：重點不在這個捐國不國安，而是針對資本利得而來。即使親貴如陳師孟者，只要用任何名義向利潤開刀，都犯了資本家的大忌。可是，上述這些問題，其根源便在於資本外移造成的，真要有所解決，就一定要向利潤課稅！
就在最近，台聯與李登輝，也在湊熱鬧，說什麼要走｢中間偏左｣路線。在新潮流向錢進中國靠攏的同時特別有話題。很多人都很清楚李登輝的作法只是要用左右區隔出新的選舉市場。不論在什麼動機之下，一個人要從右轉向左，可以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只有口號。上梁山泊也要有個投命狀，李登輝和台聯如果真要走中間偏左路線，那麼就先推個法案，向利潤開刀吧！
[1]辛炳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的影響與因應｣，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資料網，http://rcted.ncu.edu.tw/digest_view.php?serial=171。
[2] 洪明偉，｢企業購案中政府政府角色的探討：以台灣銀行業併購為例｣，etd.lib.nsysu.edu.tw/ETD-db/ETD-search/getfile?URN=etd-0702101-114506&filename=etd-0702101-11450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