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4.10.05
文章來源：投稿
校園民主路迢遙
羅德水（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
※編按：原載台灣立報93/09/06
朝陽科技大學一名在學學生，今年初發現罹患開放性肺結核，在隔離治療並確認無傳染性後返校上課，沒想到該校竟以「未向學校報告、辦理休學」為由，予以記大過一次處分。朝陽科大此案讓人想起喧騰一時的長庚大學「遛鳥俠」事件，二件性質全然不同的學生懲處案，實則有高度的關連性，不宜等閒視之。
校園人權金玉其外
觀察台灣各大學爭取校園民主的過程，與黨外衝撞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相似，然而，從長庚與朝陽二案，我們不得不指出，當政權已然輪替的同時，校園人權還在嗷嗷待哺。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長庚與朝陽的行徑備受各界批評，二校還是義正辭嚴地端出各自的校規，企圖將愚蠢的懲處案合理化，事實上，以所謂校規要脅學生就範似乎成了台灣各大學的傳統，從之前台大的「舟山路封道」事件，到今年淡江大學的學生宿舍問題，學校官僚無不言必稱校規如何又如何，妄圖以校規當作渠等踐踏學生人權的遮羞布，正因為如此，不少教育先進迭有主張，認為校規的存在只會斲喪校園民主，對法治國家與校園民主來說更是一種突兀的錯亂，因而力主廢除校規回歸國家法律。
筆者於此不擬探討大學校規之存廢問題，惟就算回到校規本身討論，亦應兼顧「依法行政」、「罪刑法定」、「比例原則」等精神則是公論，準此，長庚與朝陽二案似均明顯逾越校規授權，甚至不無濫用校規以達特定目的之嫌。
長庚小題大作
以長庚大學為例，查「長庚大學學生獎懲辦法」關於「定期察看」的規定：學生有「侮辱師長或要挾師長遂行其願者」、「累積記滿大過兩次，小過兩次者」、「違犯校規屢誡不悛者」、「毆打他人成傷，或持械鬥毆者」、「攜有兇器（含刀、棒、鐵器…等）違反政府有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等規定，經查獲判處拘役或罰金者」、「參加不良幫會組織，經查屬實者」、「有盜竊或賭博行為，情節較大者」、「其他經獎懲委員會審定行為不當，應予定期察看者」等情事之一者，應予定期察看。按照上述規定，我們實在不知該校「遛鳥俠」到底違反了那一條校規的規定？而該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又是根據那一條校規的規定對「遛鳥俠」做出「定期察看」的處分？如果真如長庚校方所言，此一處分經該校合議制的「學生獎懲委員會」一致審定通過，我們實在也只能佩服這些委員的智慧了。
回到法律層面討論，考量「犯意」，「遛鳥俠」所謂的「犯行」大概連「刑法」第二三四條：「意圖供人觀覽，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都稱不上，充其量可能違反的是「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不聽勸阻者」，依法可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下罰鍰，行為的可罰性實在很輕，這樣的微罪，長庚大學卻處以留校察看的重懲，嚴重違反比例原則，無疑是法治教育的負面示範。
不止實質面難以定罪，「遛鳥俠」一案在程序上更是慘不忍睹。各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本該獨立行使職權，可從本案不難發現，學校有力人士介入的斧鑿之痕，報載，此案被媒體披露後，該校校長原本還表示輕鬆面對，沒想到幾天後卻斥責「遛鳥俠」「簡直是長庚的恥辱！」甚至退回獎懲委員會原先記一大過、十周心理輔導，外加一份一萬字悔過書的決議，直至做成記兩大過、兩小過離退學僅一步之遙的留校察看處分。我們無從理解長庚校長心證轉變的過程，倒是不得不合理懷疑該校獎懲委員會是否有實質的功能？無論如何，「遛鳥俠」一案凸顯了校園權力之不對等已到了必須必須正視的時候，學生之於獎懲會，獎懲會之於校長，校長之於董事會，校園權力關係嚴重扭曲直接使得校規成為工具，學生淪為祭品。
朝陽無獨有偶
原以為長庚大學荒腔走板的懲處案已是絕無僅有，沒想到朝陽科技大學的表現更是讓人不可思議，疾管局的官員就指出，全世界沒有那個學校的學生會因為罹患肺結核被懲罰，何況肺結核的感染源複雜，發病的學生也可能是在校園內感染，果真如此，學校又該如何處理？台灣每年大約有九百名高中和大專生感染肺結核，假使每個都要記大過或休學，還有那個人敢接受治療？
筆者遍尋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有關記大過之規定，洋洋灑灑總共十九項條文，就是找不到有罹患疾病要被記大過懲處之規定，難不成朝陽科大也有樣學樣，將所謂「其他應予記大過之情事者」無限上綱，果真如此，校規又哪裡有存在之必要呢？
更讓人無法苟同的是，懲處案見諸媒體之後，朝陽科大竟然表示，因該生「未善盡維護公共衛生之責」，記大過是基於教育觀點絕非懲罰，這無非又是典型的威權心態作祟，傳染病防治屬於公共衛生的專業範疇，朝陽科大在審議本案時首應尊重專科醫師與防疫機關的專業意見，絕非想當然爾的心證裁量，在醫師認為校方處置過當的同時，校方恐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條有關「對傳染病病人非因公共防治要求，不得拒絕其就學、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的規定，反而是防疫的錯誤示範。
誰影響誰的校譽？
毫無意外地，面對各界的批評，妄法裁判的學校當局最後也只能端出所謂「嚴重傷害校譽」的大帽子，問題是，學校是誰的？誰影響了誰的校譽？誰又有權決定誰影響了校譽？
「學生是學校的主體」，一向是各級教育官僚試圖表現平民作風的廉價台詞，只是從以上幾個案例我們必須要說，部分學校不但未曾將學生視為主體，甚至根本只把學生當作生財的工具，他們所關心的從來不是學生的權利，而是學校自身的利益。例如：有些學校只會絞盡腦汁來調漲學雜費，就是不願意花錢改善教學品質；也有學校一方面批評學生程度不好，一方面卻濫開學分班大賺其錢；部分學校美其名以高額獎學金吸引學生就讀，說穿了不過想藉此拉抬學校能見度與指考排名，與龐大的招生利益相比，這樣的廣告行銷費用不啻只是九牛一毛；更多學校則是只管大學指考排名幾何，卻從不關心學生畢業即將失業的慘狀。
至於所謂「嚴重傷害校譽」的說詞，尤其凸顯學校當權者的傲慢與無知，先別提讓長庚引以為恥的「裸奔」甚至是部分歐美大學的傳統，相較於無理懲處「遛鳥俠」與罹病學生的的校方，恐怕有更多人會以念這樣的學校為恥，到底是誰影響校譽豈是任由校長說了算，雖然各大學早已將訓導處更名為學務處，惟觀諸上述學校之行徑，還真讓人懷疑台灣的大學是否還在戒嚴當中？
校園民主貴在實踐
觀察台灣各大學生態，長庚與朝陽二案不過只是冰山一角，部分大學表面上標榜民主開放，暗地裡卻以高壓方式管理學生，例如有大學公然禁止學生成立同志社團，甚至還有大學竟然沒有學生會，簡直有如與現實社會脫節的封建王國，要這樣的學校落實校園民主豈非緣木求魚？各大學與其對外宣稱校風如何民主開放，莫如關起門來徹底檢討到底圍牆內還有多少反民主的舉措，畢竟保障民主人權靠的是實踐而非口號，就算煞有其事的學著高喊民主，校園民主也從來不會因此降臨。
教育部杜正勝部長日前才於一場對話中呼籲，希望將民主與人權納教育施政綱領，然而，從這二個案例看來，大學校長的民主素養也不一定贏過大學教員，大學教員保障人權的決心許多時候顯然還輸給學生，施教者應先被教育，當教育官員疾言厲色地要求大學生提昇水準的同時，不知道可有提升學校行政與大學教師民主素養的具體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