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4.09.26
文章來源：投稿
大學教育的危機與轉機
羅德水（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
※編按：本文原載台灣立報93/08/11
最近幾天，幾則有關台灣高等教育的新聞頗值得注意，首先，前任教育部長黃榮村關於「九十三學年度學雜費不調漲」的承諾言猶在耳，新部長上台之後卻拒不認帳；其次，今年度大學錄取率再創新高，各校為吸引學生就讀，於大學博覽會時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甚至祭出高額獎金只為了搶學生；最後，教育部長杜正勝在教育部主辦的大學校長交接典禮中強調，大學應建立特色並提升辦學品質。
毫不誇張，這幾則新聞恰恰是教改十年來所呈現出的台灣高教樣貌，要言之，可以歸納成以下幾個問題：
一、高教質量嚴重失衡
十年來，台灣高教在數量方面的發展確實有驚人的進步，教育部統計處的相關統計資料清楚地說明了這樣「驚人的成就」。
在公私立大學院校數量方面，從八十三學年度的五十八所大幅成長至九十二學年度的一百四十三所，十年來增加了近2.5倍，而其中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之校數，更是從八十三學年度的六所擴增至九十二學年度的七十三所，足足增加了九倍有餘；碩士班從八十三學年度的六一五所增加了3.5倍成為二一八五所；博士班方面則從二八二所倍增至五八八所。至於高教學生人數方面亦有可觀之成長，例如：大學生人數從八十三學年度的302093人大幅成長至837602人，足足增加了535509人；碩士班學生數從30832增加了四倍成為121909人；博士班學生數亦從8395人增加為21658人。這樣傲人的數據即便與現進國家進行國際比較也毫不遜色，在西元二千年時，台灣的「大專學生粗在學率」高達72％，與美國的73％相當，遠高於德國的46％、日本的48％、法國的54％、英國的60％。
問題是，量變是否帶來質變？雖然教育部積極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希望十年內有一至三所大學達世界一流水準，然而只要看看數據即可發現，台灣高教品質不僅無法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提並論，部分指標就連在亞洲的排名也是大有努力的空間。
從教育部在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日公布的「我國高等教育素質與亞洲鄰近國家之比較專案報告」來看，在「高等教育之生師比」方面，2001年時台灣大學以上之師生比為19.8，不僅遠高於日本在1999年時的13，甚至落在中國（14.7）、菲律賓（17.2）與印尼（12.5）之後；在「專任師資結構」方面，2001年時台灣的大專院校中，「教授」級的教師只佔17.5％，遠遠低於日本（38.9％）及韓國（39.4％）的水準；在「學術研究表現」方面（資料來源︰National Science Indicators on Diskette,2002, ISI Co., U.S.A），2001年時台灣論文發表總數為一０六三五篇，世界排名十七名，也落後於日本（2）、中國（8）、印度（13）、南韓（15），教育部去年公布「二○○二年國內各大學、技職校院、專科論文發表統計─ＳＣＩ、ＳＳＣＩ、ＥＩ總篇數 」排行時，也自承有部分大學校院在該年度內只發表了個位數的國際期刊論文，甚至還有學校掛零之情況。
這些數據殘酷地指出了一個事實，表面上台灣的大學數量確實大幅增加了，可實際上，大部分大學校院之辦學品質卻不堪聞問，高教質量嚴重失衡的問題已經成為台灣高教最嚴峻的挑戰。
二、學歷貶值勢不可擋
九十三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登記繳卡已於七月三十日截止，累計四天繳卡人數約十萬零三四人，以各校今年招生名額為八萬九千零四十七人計算，今年大學錄取率為百分之八十八點七，再創歷史新高。亦即是說，現階段台灣的大學非但早已不是以往的「窄門」，甚至到了有考就上、想念就有的地步，問題是，即便大學不再是窄門，然而每年台灣就業市場的胃納畢竟有限，於是乎，「畢業即失業」成為大學生揮之不去的惡夢，廣設大學雖然相當程度解決了高中生的升學問題，卻也相應製造出現今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也由於人浮於事，職場人力的供需機制一面倒向資方，在競爭激烈的人力市場中，大學學歷甚至早已成為起碼要求，根據日前一家人力銀行公布之數據顯示，有高達53.96%的企業表示會「先排除不知名學校畢業生的履歷表」，或委託人力銀行代為篩選、或接到這樣履歷表時即行剔除；而有37.21%會「把招募的學歷門檻提高」，比如學士提高為碩士、專科提高成學士。
這樣的調查顯示，大學學歷貶值甚至是泡沫化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也難怪絕大部分的大學生忙於補習以擠進研究所的新窄門，而不敢貿然投入就業市場。
三、高學費凸顯階級問題
即便各地反高學費之呼聲不絕於耳，教育部今年依然核准三成以上大學院校調漲學費，調漲幅度高達百分之三到五，有越來越多勞工家庭的子女為此申辦所謂的助學貸款，不止一上大學就必須開始打工，甚至一畢業就可能成為負債百萬的債務人。
近年來台灣各大學學雜費之高絕非只是空穴來風，教育部的資料顯示，「學雜費指數」從民國八十三年的65飆升至九十二年的102，大幅增加了1.57倍，而同一時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只從90微幅升至100，換言之，十年來台灣學雜費的漲幅是物價指數漲幅的1.4倍。
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指出，民國九十一年時，全體家庭「受高等教育比率」為57.5%，最高所得組「受高等教育比率」則為67.4%，高出全體家庭10個百分點，最低所得組「受高等教育比率」則只有36.9%，較全體家庭約低20個百分點，亦即，最低所得組「受高等教育比率」不到最高所得組的55％；教育部統計處另一統計資料則指出，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可支配之「教育與研究費」(ER值)差距，從民國八十五年的七倍擴大成為九十年時的十倍。
很明顯地，高學費問題衝擊的絕不僅止於增加工農階級負擔而已，居高不下的大學學費已經影響不同階級間的受高等教育機會，嚴重違反社會正義。尤其離譜的是，在階級背景與就讀公私校之比例日益發生連結的結構下，教育部長期以來厚公薄私的高教補助政策，更將使得公私立大學的差距定型化，進而複製既有的社會階級結構，嚴重阻礙階級流動。
四、提升辦學品質才是關鍵
2004年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甫於日前結束，為了搶食日益萎縮的招生大餅，各校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甚至祭出百萬獎學金以吸引學子就讀。雖然這是高教市場化的必然後果，惟筆者仍然以為，這些手法充其量只能視為大學的廣告行銷策略，與大學辦學品質全然無關。
各大學與其大打形象廣告，莫如下定決心提升辦學品質，教育部杜部長日前批評大學生躺著就能畢業是可恥的，亦有不少企業主直指大學已成為「遊樂場」，甚至連職業訓練所都稱不上，問題是孰令致之？教育主管部門在抱怨大學素質低落的同時，也該看看這些淪為學店的大學是誰核准成立的？對於若干淪為學位販售市場的大學院所，具有公信力的評鑑與退場機制何在？
另一方面，教育部也應該看到，高教質量失衡直接導致學生單位成本偏低的情形，從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西元二千年時，台灣的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公立大學約為二十萬三千餘元，私立大學更只有十二萬一千餘元，僅略高於中國大陸的大學，遠低於日、韓、港之水準，同一時期，日本東京大學的學生單位成本為180萬、香港中文大學為90萬、韓國漢城大學也有36萬，東京大學約為台灣公立大學學生的九倍，更是私校學生的十五倍，顯見大學生素質低落的元兇不是別人，正是捨不得投注更多教育投資的台灣政府本身，吾人不禁要質疑，為何政府可以違反公投決議編列六千多億的軍購費用，卻不願意留個一成來為國家培養未來的人才？話說回來，如果有大學願意下定決心提升辦學品質，又何需擔心吸引不了學生就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