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傑姆遜（Frederic Jameson詹明信）的毛澤東情結
謝少波

★原載《天涯》1999年第5期；鄧曉輝譯，譯文略有刪節，韓剛審校。
★新世代青年團編按：本文同時也是謝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學》（199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第四章〈詹姆遜的毛情結：學習六０年代〉，由汪民安翻譯。

　　弗雷德裡克．傑姆遜(1)熱情地稱六十年代為“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全球性能量大釋放的時刻”。據他估計，毛澤東主義是“六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新思想體系中最豐富的一種”。(2)

　　傑姆遜的毛澤東情結表現在他的大量理論和批評著作裡。在《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一文中，傑姆遜用毛的文化大革命為例來說明“相互制約的幾種生產方式的結構共存”。在《拉康的想象域與符號域》中，他把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性闡釋歸因於索緒爾語言學、毛澤東的辯証法思想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學幾種遺產之結合。在進行“歷史創新與基本改革”方面把毛澤東列為馬克思主義的關鍵人物，與馬克思本人、列寧，以及菲德爾．卡斯特羅等相提並論。《政治無意識》一書是有關傑姆遜與毛關系的更令人感興趣的例証。在書中，雖然毛或毛主義根本未予提及，但任何有心的讀者都能從這部不朽著作中捕捉到毛的回音。不僅僅是毛的有關作為社會不平衡關系這一復雜過程之社會現實的思想經常像幽靈一樣出現在阿爾都塞主導結構中，而且政治無意識這一概念本身同毛對個人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所作的調解也有某種相似之處。傑姆遜把政治無意識看成文本意義與批判行為無法超越的視界。他的政治無意識論“構想的政治景觀”成為“所有文本及其全部闡釋的絕對視界”。這必然使人想起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文化、美學以及個人生活所進行的政治化改造。對於像我這樣的讀者來說，政治無意識概念可以看成毛和弗洛伊德相結合的產物。然而，偶爾讀到傑姆遜的一篇文章《劃分六十年代》，發現該文對他的毛情結表達得最為清楚，毛主義是該文“模糊的但卻是核心之所在”。(3)

　　也許親歷過文化大革命或六十年代的人，都未必能比傑姆遜更好地描述當時那種總體的感覺：在六十年代裡，一時間，任何事情都成為可能……換句話說，這個時期是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全球性能量大釋放的時刻。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的形象顯得最為突出，他宣告說：“我們的國家像一個原子，當原子核發生裂變，將釋放出驚人的能量！”傑姆遜援引了毛澤東關於能量釋放的比喻來表達六十年代的全球感，他認為毛的文化大革命是六十年代最轟動且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六十年代中，第一世界在很多方面深受第三世界主義的啟發，如政治文化模式的術語，如象征性的毛主義。”他又說，毛的文化政治體制，“提供了一種新型政治允諾……它從傳統的階級范疇中解脫出來”。傑姆遜將毛主義與六十年代其他反霸權人物如弗蘭茲．房龍等一道，都看成是“一種用來打破古老的卑微順從習慣的戰略，這種習慣在人類歷史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階級那裡業已內化為一種附加的本性”。毛澤東的象征性的文化大革命無疑是六十年代烏托邦焦慮的極富象征性的表達。

依照傑姆遜的觀點，這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運動，是歷史的現實和一種重振人心的幻覺，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道路發展”。現在很清楚，傑姆遜的毛情結首先是一種文化大革命情結。那麼，從傑姆遜的觀點來看，這個歷史時期的認知內容是什麼？現在人們該怎樣來評價它？為什麼傑姆遜對它如此讚許？它是怎樣形成傑姆遜的新葛蘭西式反霸權方案的？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把毛的文化大革命置於更廣闊的反霸權主義文化政治語境下，同時將傑姆遜的文化大革命情結放在多國資本主義時代第一世界的困境中來考慮。

　　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它的作用可以從互相聯系的三個方面來討論，即通常所稱的毛主義：與西方現代性語法相悖的反霸權主義議事日程；使國家恢復活力，更新社會關系的烏托邦欲望；根據新的階級范疇所修正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模式。那麼，首先讓我們把毛的文化大革命置於多國非殖民化階段，或稱第三世界的開始時期。當時，那些以前處於邊緣地位和被壓制狀態的劣等民族都突然變成了富於戰鬥性和具有自我意識的歷史主體。過去的歐洲帝國倒塌了，民族主義作為主導意識形態正在形成，美國的新帝國主義處處遭到挑戰和抵抗，房龍關於世界上受苦難者的覺醒意識的表述與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攜手並進。當毛澤東率領他的國家堅定不移地穿越了西方二十年的封鎖時，他提出了在全球權力鬥爭中的“第三世界”的概念，並且在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鬥爭中從不鬆懈。如果說，正在形成的後殖民主義話語可擴展為包括所有形式的反抗西方中心現代主義或文化帝國主義霸權的臣屬方案(官方的或其它方面的)，那麼毛主義也可以看作是後殖民主義的象征，因為它毫不妥協地堅持在西方現代性的宏大敘述之外尋求自己的發展。毛對於西方霸權主義發展話語的一貫的抵制就很好地証實了這一點。這種話語以經濟維度為基礎，借用阿裡夫．德裡克的話說，它決定了：“在進行工作組織和建立一般性社會關系時，經濟效益必須優先於平等和民主之前考慮”。(4)無論如何，毛拒絕接受這種現代主義者的發展論述，正如德裡克簡明地指出的，革命的目標“必須設計一條發展道路”。其實，毛“並不是抵制 發展，隻是抵制這樣一種發展──它基於經濟學的設想而將社會進步簡化為經濟發展”。莫裡斯．邁斯納認為毛“在使他的國家現代化方面做得比別人更為成功”(《中國社會主義的反激進化》P352)。這種觀點看來有些反常，卻不難於接受，隻要人們不去追隨迥異的現代性議事日程。對毛來說，整個發展進程“具備了以下特點：是對過去時代激進革命的斷裂的繼續；是現實存在的質的突破；是社會關系和民眾意識的變革。”(5)如果說經濟發展是整個西方現代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霸權話語的基本前提，那麼我們應該將毛針對主張經濟發展的同事們所進行的革命同他對帝國主義的持久抵制聯系起來。經濟發展決定論是西方現代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體系的核心，他們自視西方發達國家遠比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更為強大和先進，這是由於其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和以此衍生的軍事威力而決定的。毛信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表明了他與前蘇聯和第一世界(後二者都主張發展的經濟維度)的長期對峙和隔離的原因，這也是毛曾多次警告說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代言人的部分原因。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理解為最集中地表達了毛的烏托邦焦慮：使一個被幾千年歷史所阻滯的國家獲得新生。理查德．羅蒂在另一種語境中說，毛是那些浪漫主義的領袖之一，他“號召整個民族在一種激昂的自我改造的決心中拋棄自己的過去”。邁斯勒的評論頗具啟發性：“作為烏托邦思想體系，(毛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有意義的歷史實例”(《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烏托邦主義》P27)。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指“依照毛對馬克思主義最終社會目標的理解來改造世界，而不是墮為毛主義者稱之為‘適應現實’的‘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謬見’”的犧牲品。用弗賴伊的話來說，事實上，毛首先是一位空想家，他“建造了，或者說留居在一個更高的精神世界中，在那裡面，感知的對象變得理想化，充滿著一種新的強烈的象征主義”。(6)毛對重建集體身份和更新社會關系的烏托邦焦慮，可以追溯到瑞金和延安時代，那是此時此地所構建的遠景的飛地式空間。在五十年代後期，空想的毛主義採用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這種政治想象的形式。那個時期，一個欣快的夢籠罩著整個國家，每個人都被毛關於未來的描述鼓舞著：六億人民的解放了的創造力可以隨心所欲地增產出大量的糧食和鋼鐵，再過二十年中國就要實現共產主義。毛本人的詩作恰到好處地表達了這種烏托邦式的自信，“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充滿烏托邦焦慮的時期。正如弗賴伊在另一語境中所說，這一時期，自然不再限制人類，而是屈從於某位要在銀河系之外建造城市的巨人之心智。(7)毛的烏托邦想象在1966年進入全面活躍期，這一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促進社會意識、社會關系和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改革的最大膽的嘗試。毛在文化大革命中設想了一個烏托邦社會，在那裡必須有全面發展的“新人”，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哲學家、科學家、作家或藝術家。為了打破社會等級制和官僚機構，保証“新人”的形成，幹部被下放基層或幹校參加體力勞動和進行思想改造；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工人、農民和士兵則被推上學術研究機構的管理位置。所有這些都顯示了毛的堅定而充滿幻想的革命領袖的形象。

　　毛主義的第三個內容是它的階級鬥爭的新范式。通常的看法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對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也消滅了。但毛認為一個新的官僚階級正在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對立面上形成。據毛所說，中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發展不是平衡的，社會化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並不適應。面臨著殘余的思想意識和文化習慣，以及後革命階層中日益增長的反激進化和官僚化，毛確信有必要進行一場革命中的革命來保証社會主義的成功。

　　的確，文化大革命不可否認地有殘暴和無理性的一面。在運動過程中，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和他們的家庭被牽連，經受了創傷或難以言說的痛苦體驗。那段時期，學校關閉，工廠停工，農田荒廢，整個國家處於混亂和無序之中。一場以走資派為目標的革命卻把如此之多清白無辜的普通人民變為革命的敵人。當革命行動一旦失去了控制，流血暴力行為就在全國廣大地區普遍發生。革命語言的模糊性(如以“資產階級”一詞為例)，使“反革命分子”在不同的條件下不斷地改變其形態，從而使得造反派政治行動的矛頭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這就是“反抗人性異化的漫長革命”“在現實的歷史環境下”所產生的革命異化的性質。(8)像歷史上任何其它大規模的革命一樣，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圖，如威廉姆斯所說，是為了改變“社會活動的形式，在它的關系和情感的最深層的結構中”。它給人類許諾了徹底的休養生息，即階級的消亡。但荒謬的是，這場反對人的異化的革命，又產生了新形式的異化，它的制度不斷地孕育著混亂和暴力。但無論如何，革命的這種悲劇性的顛倒不應該作為否定它的歷史意義和政治遺產的借口。事實上，所有的革命都常遭到歷史的悲劇性的顛倒。正如傑姆遜所指出的，歷史不屈不撓地抵制著個人或集體強加的概括與描述，冷冷地擊敗他們根據其自身利益來改變歷史的公然意圖。認識到這種歷史的悲劇，並不是因此從革命中退縮，而是承認進行繼續革命──克服異化和“僵化的革命意識”的革命──的必要性。烏托邦空想往往要與受制約的社會政治形勢相平衡，在 這個范圍內，革命總是必要的，同時，革命也以不斷異化的現實為先決條件。遵循革命的和歷史的辯証法，羅蒙德．威廉姆斯告誡我們，必須密切關注革命行動的全過程，應該看到，在革命過程中，“不僅有邪惡，還有那些同邪惡戰鬥的人；不僅有危機，還有危機釋放的能量，從危機中所領會的精神實質”。(9)

　　如前所述，毛的文化大革命所吸引傑姆遜的是它的烏托邦的修正的反霸權特征，這並不意味著毛的政治模式可以或已被很容易地轉移到第一世界的社會空間內。但這激發了傑姆遜重新構想階級鬥爭和一種對抗性的文化政治，且象征性地滿足了傑姆遜本人的集體同一性的烏托邦理想，他的理論在偏離主流的後現代時期還要通過動員新的臣屬主體才能被認識到。傑姆遜所面臨的問題是怎樣使馬克思主義重新成為真理，怎樣証明進行一場具有階級意識的文化鬥爭是可能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為在“以計算機技術、核能技術和農業機械化為標志”(10)的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在發達工業國家中，無階級的社會關系已代替了從前的階級結構。後現代的消費者社會有著充裕的物質和先進的技術裝備來化解和吸納不滿情緒，它用更加成熟的方法來控制社會個體，使之屈從於馬爾庫塞所謂“壓抑的滿足”。根據馬爾庫塞的看法，當代資本主義完善的系統有能力轉化“對抗性”的力量，通過“使矛盾變得可以忍受”來解決矛盾。用傑姆遜的話說：“將文化行動定位於巨大的資本存在之外──以此作為阿基米德的支點來攻擊後者──然而，這種可能性以及通常的距離(尤其包括‘批判的距離’)，都已在新的後現代主義的空間裡被明確地取消了。”(11)

　　傑姆遜指出，這種歷史的語境引導人們去詢問“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有效性，因為在這個時期社會階級范疇似乎不再是積極的政治范疇。此時，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形式似乎已經更普遍地陷入了一種‘危機’”。(12)換言之，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使之幾乎不能接受在西方消費社會裡構想反霸鬥爭的新空間。不過，如我們所將看到的，傑姆遜的黑格爾式辯証法決不會向悲觀主義投降，正如它從不承認盲目樂觀主義。道格拉斯．凱爾納評論說：“除卻與悲觀主義的偶然的較量，傑姆遜從來沒有像眾多的後現代主義者那樣真正沉溺於左派憂鬱癥或失敗主義。忠實於六十年代的革命精神──這使他在七十年代充滿活力──傑姆遜一直在文化理論領域裡為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而鬥爭著。”對傑姆遜來說，忠實於六十年代的精神是指“將那些已獲得解放的社會力量無產階級化，使他們在六十年代擴展的階級鬥爭中發揮自己的力量並深入到世界最邊遠的地方和局部最基層的機構中去”。(13)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毛的文化政治和階級鬥爭理論，因為毛曾經明確地“無產階級化”他的幾百萬革命造反派，將階級鬥爭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領域。

　　人們發現傑姆遜的整個反霸權文化政治理論與他的認知測繪密不可分。在傑姆遜的認知體系的中心是阿爾都塞的主導結構概念。這來源於毛澤東的文章《矛盾論》。阿爾都塞用結構主義的術語宣稱他的基本觀點，用更老練更理論化的語言重寫了毛的原始抽象和描述性的概念：“說一個矛盾支配其它的矛盾，這意味著該矛盾所處的復雜整體是個有結構的統一體，所以，復雜整體本質上包含著一個矛盾支配其他矛盾，這種支配從屬於復雜整體的結構”(14)阿爾都塞以下的話語是對毛的最高評價：“矛盾的存在條件在矛盾內部的這種反映，正是復雜整體統一性的主導結構在每個矛盾內部的反映，正是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最深刻的特征，也是我不久前試圖用‘多元決定’的概念加以確認的特征。”多元決定論對於阿爾都塞系統地深思歷史和社會現實是個重要的關鍵。因為“隻有多元決定才能使我們把有結構的復雜整體(如社會形態……)的具體演變看作是復雜整體內部的具體的結構調整”。(15)

　　阿爾都塞式生產結構或生產方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毛的矛盾發展不平衡及其特殊性的概念。他把生產結構和生產方式看成相對自主或不平衡層面的構成物，抵制了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系理論。傑姆遜評價說，阿爾都塞的生產方式概念，作為一種多級結構，一舉三得：首先，它向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理論發起挑戰並加以否定，在傳統馬克思的理論中，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有絕對的支配權；其次，它重新肯定了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是社會物質生產的組成方面──這與羅蒙德．威廉姆斯觀點一致──並指定“這種狹義的‘經濟’層面對其它方面有特殊的功能和效用”。(16)第三，它構想出結構的不同方面的相對自主性，從而給社會生活的非共時性或不平衡的發展留下了空間。庸俗馬克思主義理論將生產方式限定在狹義的、經濟的觀念裡，與此不同，阿爾都塞的生產方式則包括了社會生活中所有類型的生產組成部分，在這裡，經濟作為一個因素與文化和意識形態等量齊觀。當某種結構佔據了支配地位時，其它方面保持著相對自主性。傑姆遜認為，阿爾都塞的整體系統中相對自主的各方面“企圖引起對狀態的‘文本’解釋的最嚴重的懷疑(看成是簡單復制其它層面)”，並“証明在文化領域內相對自主性，特別是相對自主的文化政治的合理性”。(17)正如一種獨特的文化文本擁有某些自主力，因此文化研究作為一種集體的意願，也可以在整體中保持某種程度的自主。阿爾都塞式的生產方式突然展現了從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死胡同裡逃出的希望，並提供 了一條新途徑，將社會個體與他們各自的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系、整體的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理論化。如果在整體結構中，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確能實行相對自主，那麼，如傑姆遜所說：這些領域就會真正成為，“階級鬥爭和政治行動的所在地”。(18)

　　阿爾都塞式的生產方式概念極大地影響了傑姆遜的認識論的制定。據傑姆遜說，每一種生產方式“都包括了較早的生產方式，後者沉澱在現在的生產方式中，並以一種潛伏的和被省略的方式存留著”(《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主義》P68)。因此說，阿爾都塞式的生產方式表明了幾種相互處於緊張關系的生產方式的矛盾的結構共存。要討論傑姆遜怎樣受惠於阿爾都塞式的主導結構也就是要承認傑姆遜的毛情結。因為阿爾都塞的不平衡結構層面觀來源於毛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一種社會結構總是包含很多因素，而始終是主要的或支配性的術語決定結構的性質。傑姆遜與毛都認為這種會生活的不平衡發展導致了政治行動：對毛來說，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因素使文化生產領域的繼續革命成為必需。傑姆遜認為，社會生活中的相對自主的文化政治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証明實行反霸權文化政治的可能性。

　　人們可以論証傑姆遜的新葛蘭西式文化政治方案，與毛主義有著“天然的”親密關系，因為兩者都源於六十年代精神，都具有反霸權、烏托邦和修正的特征。晚期資本主義的均衡的、一元化的文化邏輯使個人主體處於精神分裂癥的麻痹狀態，瓦解了歷史性和整體的概念，“向整體(和整體化)開戰”的口號突然變成了格言，實質上演化成了一個新的霸權意識形態。但傑姆遜仍然堅持他的整體化認知和解釋學模式。他擴展了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來容納新的社會力量，並試圖重建集體同一性來辯証地與整體系統形成對抗。傑姆遜與毛主義的關系說明他是六十年代精神的信奉者，他的毛情結可看成向六十年代學習的永恆的迫切要求。

　　毛主義以及它的全部烏托邦焦慮和突發式的革命都已經結束，所留下的政治文化模式遺產可供後來者汲取或評判。毛的文化大革命喚起了對一個時代的回憶，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眾滿懷政治理想生活在傳統的界限和佔統治地位的現代性語法之外。對於未來無階級社會的共同信念和由此形成的凝聚力培育了中國人的這種政治理想和熱情。這個時期所有哲學與社會話語都服從於毛的集體解放計劃；所有的傳統和知識都遭到公開批判；一切文化藝術、社會關系、社會風俗、政府機構等都經歷著革新。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時期，被統治者和被壓迫者享受著如此多的自由，對國家乃至世界的命運表現出如此大的關注。這一切的悲劇性的顛倒，使毛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人與自然進行抗爭，甚至企圖不顧一切地重塑自然的神話般的時期。這意味著從必然中攫取自由的契機，從無情地席卷一切的歷史中拯救主體；意味著摧毀秩序和重建秩序，對無法表現的歷史進行控制和賦形。顯然就是這種烏托邦焦慮將傑姆遜和毛聯系在一起。如果說歷史的後現代時期陷入了主體的分裂，敘述的瓦解，歷史性的喪失和能指的斷裂；如果後現代差異觀點經常威脅著要發展成為另一種壓制性的宏大敘述，那麼我們也許真的應該另辟蹊徑，對歷史的烏托邦方面的理論加以批判地吸收。

　　我們如此討論傑姆遜的毛情結，意在探討中西方在文化政治領域內的對話和研究毛主義對傑姆遜的新葛蘭西文化政治方案的影響。同時也對全盤否定毛主義的企圖表示質疑，並指出了怎樣處理毛的文化政治遺產問題。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國，正通過接受先進技術和後現代文化而面臨新殖民主義滲透的現實，因此，人們也許可把最近對西方現代性的過早的讚揚，與拋棄毛主義的企圖聯系起來。此處我很想復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話： “剛剛從傳統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危機中解脫出來的人們，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接收了‘西方’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19)熟悉中國當代流行思潮的人都會同意這些話：“對過去的物質貧困和政治災難記憶猶新的人們，現時都競相信奉及時行樂與實利主義──傑姆遜所謂‘顛倒的太平盛世主義’的中國翻版。”(20)今天，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仍被束縛在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主導性歷史敘事中。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對於中國人來說，重新將毛的部分烏托邦主義引入當代反霸權鬥爭的政治議事日程中，似乎是格外恰當和緊迫的。如果說，三十年前開始的第三世界主義曾激發了第一世界在六十年代建立新的文化政治模式。那麼，中國在九十年代則有必要重視傑姆遜的嚴肅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政治模式。

注釋：

(1)弗雷德裡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是當代美國重要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在美國批評家中是論述被引用最多的人。他的著述主題廣泛，從歷史理論、解釋學、文學批評、文化政治到通俗小說、電影、視像藝術、音樂和建築學等都有所涉及。

(2)、(3)、(10)、(12)、(13)、(17)弗．傑姆遜《歷史的句法》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立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載於《理論思想》第二卷P188，206，205，208，192

(4)阿裡夫．德裡克《革命的霸權和革命的語言：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在和未來》，載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經驗》，阿裡夫．德裡克與莫裡斯．邁斯納合編紐約：M.E.夏普出版社1989年版P27─39

(5)莫裡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烏托邦主義》P227，威斯康星：威斯康星州立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6)弗賴伊．諾思羅普《可怕的對稱》P8，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

(7)弗賴伊．諾思羅普《批評分析學》P119，紐約：雅典娜出版社1969年

(8)、(9)雷蒙德．威廉姆斯《現代悲劇》P82，倫敦：左頁出版社1979年版

(14)、(15)阿爾都塞．路易《保衛馬克思》P201，206，英譯者：本．布魯斯特紐約：企鵝出版社1969年版譯自弗朗索瓦．馬斯佩羅出版社1965年法文版。

(11)、(16)、(18)弗雷德裡克．傑姆遜《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87，36，38，德拉漢姆：杜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政治無意識》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1988年版。

(19)、(20)謝少波《重新思考後現代主義》載於《新文學史》28.1期(1997年)P12，P13。